时间：2023-07-10 07:24:13 点击次数：9
“真正的救赎，是在苦难之中依旧能找到生的力量和希望。”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如神话传说，《山海经》等）。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历史是“神”导演的一场大戏？ 在宇宙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历史是一台大戏”。在人世间这个舞台上，大戏一幕接一幕地按照剧本上演，有条不紊。 在远古时代（《山海经》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这些先圣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 “宇宙即使有限，也远远超过了人们可观测的尺度。” 对于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有人说是古人愚昧落后的表现，但“愚昧落后”的古人创造的河图、洛书、周易、八卦、预言.......却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自诩多么发达科学高明的今人却至今未能完全参透其中的玄机与奥妙。 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最可怕的杠杆是撬动人心的杠杆，最恐怖的效率是伸缩时间的效率。” 为什么所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会有预言呢？ 其实，传统文化都流传说人是神造的，而神创造人时就会安排人所要经历的社会形式，以及每个人所要经历的各种事情，那么这种安排就是预言的基础。 历史就像一台大戏，每个人都在按剧本演绎着自己的角色，而那个剧本却是"神"写的，“神”安排的。人们以为是自己在“动”，而无形中却有个牵绳子的“神”。就像元宇宙一样，“神”类似“规则”制定者，“人”类似在元宇宙进行用户体验的个体。 而历史上留下预言的基本上也都是古时修道或修佛的人，他们通过“修行”具备某种超常能力，比如，依据《周易》等古书来推断，因为这些古书写的也许是另外时空（区别于现有时空）的某种法则，就象我们人类这个空间的某些规律一样。它只是推断，而不是“某种真正的能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像概率论一样（妙手偶得之），允许“个别人类”存在这些预测的能力。 那么，如何分辨“神”以及"神"的预言？ 如果“神（圣人）”靠的是道理而不是人格魅力信服于人的话，那分辨的唯一标准就是他讲出来的道理是不是真正的道理？是不是完全无私为他人的？ “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诸世纪》和《推背图》里预言得很清晰。我们可以从历史故事中得到一些提示，比如，在大洪水之前，诺亚建方舟时，别人还骂他是“疯子”；济公为了救新娘的一家人而抢新娘，别人把他当作“坏人”……也就是说，救人时，也许不符合被救人当时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认知的，也许还违背你长期在某种社会状态下生活而得到的思想和观念，但，不管“你”怎么去认识，他（她）都是为你平安度过灾难。 因为预言来源于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用传统文化的思维分析预言的来源和可能性以及他的作用。 有人说，现在有些预言不是很准：一方面，可能是对预言文字理解上的差异；另一方面，预言里面不是暗示着“圣人”救度世人吗，会不会是圣人悲天悯人（已在积极行动），不想让某些事情发生而已经拯救了更多的人呢（因而，与预言存在部分差异）？ 预言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以它的神奇展示于世人，并带给人们某些思考，这也许就是给人提供能够“选择”的一种思维方法。 “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成人害怕光明。” 有许多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没有。 可有就有，无就无，怎可能因为人们的信与不信而随意有无？ 灾难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信或不信仅仅是自己的态度而已。其实，细想想，信，也许要我们要付出的仅仅是态度（接受超越“现代科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即“规律性”预言），而获得的却是“人类的生命”。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 由于长期接受现代源自西方的实证科学教育，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在思维上根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预言？没有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存在？ 现代科学中的预测学可以预测一定时间或者范围之内的事情，但也只是我们这个空间之内的规律所推断出来的某种结果。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灾难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变化，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不要说预言了，就连预测都是很难的事情。而为什么“预言”却能从古到今把人类社会发生的各种大的变化说的“有迹可循”？ 其实，预言并不是我们现代科学的产物，它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讲的儒、释、道三家文化，国外的就是基督教文化等。 “预言是一种文化现象，预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那么，在奇幻的语言中，我们是否注意到这些隐秘的文化现象？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似乎隐藏着一个秘密的传承规律。从周朝的《乾坤万年歌》，汉朝的《马前课》，唐朝的《推背图》，宋朝的《梅花诗》，再到明朝的《烧饼歌》，每一个汉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朝代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相对准确而系统的预言。更为神秘的是，从周朝的姜子牙，汉朝的张良，唐朝的徐茂公、李靖，宋朝的苗光义，再到明朝的刘伯温，每一个开国真命天子的身边谋臣又都是“道”士。 “语言（预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止在于生存。”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都淹没在沙漠中了。现在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不是一回事儿了，现在的伊拉克人也不是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人。希腊文明被罗马继承了一部分，后来又随着日耳曼的入侵而毁掉，古印度的文化被雅利安人扫灭，辉煌的玛雅文化也被西班牙人付之一炬，唯一没有中断地记载并传承下来的古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 既然已经知道了结局，那么，这些文明的开端，都有哪些奇特的现象？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以神话开始的。 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历史的开篇处，都有着惊人的巧合和相同之处： 一是，有关人类起源，泥土造人的传说。 神话不仅是历史的一个载体，也是古人对于世界的浪漫猜想。 关于人类的起源，全世界有很多“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比如： 在中国神话中，人类是女娲用黄土捏成的，使得华夏生成，一代传一代，成为了中华大地的主人。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曾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出人的形状，雅典娜则为泥人灌注灵魂，并教会人类最初始的知识。 在印加神话里，世界的创造神帕查卡马克在黑夜雕塑了许多人形泥人，当太阳升起时，阳光就为这些泥人带来了生气，泥人就活了过来，这是世界上第一批人类。 在古代埃及的神话故事里，哈奴姆则在陶器场里用陶土塑造出了人类。 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传说里，也是“神”取了些暗红色的泥土，随随便便的，就造就了人类。 《圣经》上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气的人，名字叫Adam(亚当)，源自希伯来语adamah（地面）。 英语中表示“人类”的单词human就与此类神话传说相关。很多人认为，human的前一部分来自拉丁语humus（泥土），表示“泥土所造的、地球上的生物”，与“神灵”相对。英语词根hum-也来自拉丁语humus（泥土），表示“泥土、潮湿”，含有该词根的单词有：humble（谦卑的）、humid（潮湿的）、inhume（埋葬）。 “有人说故事像说着自己，有人说着自己像说故事。” 二是，灾难文化，保留着对一场大洪水的记忆。 中国上古时期，有个《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但研究史前文明的学者们发现：世界各文明的神话中都有大洪水，而中东各民族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犹太人对大洪水的描述更加详尽。说明上古时期确实出现过大洪水灾难。当翻开《史前气候学》就可以找到其真实存在的依据。 “不同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的动物，人类（其中，有灵性的）可以学习和理解未曾经历过的东西。他们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 研究地球的演变，就会发现，地球隔一段时期就会有一场大灾难，这些大灾难使一些物种遭受了灭顶之灾。但这些灾难事件中只有一个能在多个民族口口相传的故事（人类讲述的故事）中觅到踪影：水威胁到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境况。 世界各文明记忆中都有“大洪水”。历史学家都无法忽视“大洪水”事件，这一事件最接近于一个人类共同拥有的故事。 三是，全世界的预言都指向了一个结局，等待着神的归来。 从东方佛经中记载弥勒佛（未来佛）将下世普度众生，到西方《圣经》中预言的上帝来进行末日审判；从非洲的埃及法老等待神回来唤醒他们，到南美玛雅人对宇宙更新期的计算……各族先贤圣哲仿佛都在等待着一场必将发生的历史大事。 这种一致性引人深思。“先知走了。先知还会回来。”苍茫大地上，凡是留下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似乎都讲述着这样类似的传说。 “听得见的声音是美的，听不见的声音更美。” ※华夏起源——神话启示录 “华夏”一词，是从华胥氏至夏后氏，漫长远古史的总称谓。儒家春秋主要归结为【三皇五帝史】。周朝自称“诸夏”，夏商周秦始祖都源于黄帝，故【三代史】也归于华夏范畴。 且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却从未“捣毁冢庙”、“毁禁家谱”……因此，从先秦至魏晋，唐宋至明清，华夏姓氏根脉与流变，是很清楚的，有关事迹也口口相传。 然而，西汉因为空前强大，汉人汉字汉国很快定型，从此就改称汉民族史了，但，“华夏”明显超出“汉族”。 “人之所以走入迷途，有时并非由于无知，而是由于自以为知。” 顾实在《华夏考源》一文中，认为“胥、疋、雅、夏古字相通，华夏即华胥也。……华胥特为华夏，遂为吾种族之名”。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说：“大略说中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又说‘夏’从夏水（即汉水）得名，‘华’从华山得名。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认为，……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地处西北，主要是炎帝和黄帝。书中还论证了秦岭在古代通称华山，而汉水古名曾称夏水。 “古史辨”派认为，“华”与“夏”古字相同，“华”即是“夏”，“夏”即是“华”。故华夏之“夏”，一为中国人说，夏字象舞蹈者，二为大禹治水说，夏字象农夫治畦；三为图腾族徽说，…… 而《说文》、《尔雅》、《广雅》等，皆曰“华”即“荣”。“因此，华字便含有美好、光彩、声色、风采等雅称。”华、华夏之称，来源于华胥，中华之称亦然。 “这个世界上，未知远大于已知，未知能决定已知。” 神话启示录之一：中华文明发源地—，华胥国 华胥国又称神仙国，相当于西方《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 黄帝梦游华胥国是一个知名的故事，最早见于《列子·黄帝》。《列子》列御寇所撰，又名《冲虚经》《冲虚真经》，是道家重要典籍，是宣扬道家修炼思想的著作。 根据列子的描述，华胥国就像是人间天堂。 传说在中国上古时期，曾存在过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华胥古国，而华胥国的首领正是女娲和伏羲之母华胥氏，与女娲一样，华胥氏也被描述为人首蛇身的女神。 “别的女孩好又怎么样，会有‘我’阴阳怪气吗。” 在《列子·黄帝篇》中，曾描述了黄帝在梦境里游华胥国的场景：“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长生不老的秘密）。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赠。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宿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音至，意为被绊倒）其步，神行而已。” 大意是：这个华胥国在弇州的西边，台州的北边，距中国不知有几千万里，绝不是舟车足力所能到达的，因此，只能是神游才能到达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师长，所以，人不分高低尊卑，一切都是自然状态。这里的人们无任何欲望和嗜好，他们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们不知生之乐，不知死之痛，无灾无病，无忧无虑，无爱无憎，无畏无惧，人与人之间，既无尔虞我诈，也无亲疏远近。他们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既能在空中疾奔，又能在空中睡觉，满天迷雾挡不住他们的视线，惊雷也搅乱不了他们的听觉，事物的美丑善恶不会迷惑他们的心智，山岳沟壑不会阻碍他们的脚步。 “伴着日月群星，观这山海仙境。” 这段对华胥之国的描述，简直就是人类想要追求的最为理想的社会模板：几乎完全自治，人们不但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道德境界而且同时还拥有“金刚不坏”之身，能乘空而行，还有千里眼顺风耳（参想文物青铜祭祀面具上的“千里眼”“顺风耳”）的神通，这哪里是人类？分明就是神仙。因此，后人也把华胥国称为“神仙国”。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度洞察而得出的结论，一个小团体要达到初级自治都需要团员具有高度的自律性，有着坚实宗教信仰的虔诚信徒也未必能保证整体的道德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必然需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与之相匹配。 “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赠。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这样的境界，也只有人的道德及身体都进化到了相当程度才可能实现，根据考古界的研究，华胥氏目前被普遍认为是距今约万年前的氏族，那时候人类正处于物质极度匮乏且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甚至还有温饱问题，在此时却有高度文明的人类团体，简直是匪夷所思。 “山海成经，神鬼奇听；身在无间，心在桃源。” 《史记·五帝本纪》中云：“黄帝，少典之子。”华胥氏生育了女娲伏羲，而女娲伏羲生少典，也就是说，黄帝本就是华胥氏的后裔，而史家所考证的黄帝时间距华胥古国的时间差了四千多年，因此黄帝是不可能亲眼见到华胥氏之国的景象的。不管怎样，姑且先认同黄帝是华胥氏后裔，他虽未亲见华胥氏的盛况，但家族传说及基因记忆，都有可能让他做出这一场极具引导力的梦，而从华胥这个国度所传承到的知识，也许，更能有力地解释他何以成为令世人震惊的“十项全能发明家”。 “好在世间总有星辰开道，所以荆天棘地，也不枉此行。” 在《列子·黄帝篇》中，黄帝也因此梦而大悟，开始以建立类似华胥国的国家为最高理想，此梦之后二十八年，天下大治，黄帝升天。当然，根据史书记载，黄帝的统治并没有达到华胥国那样的高度，但也有相当的成就：统一华夏、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养蚕织丝、饲养禽兽、以石造屋、改进衣裳，兴文字、作干支、定度量衡之制，制乐器，造货币、创医学、建立古国体制，炼铜造铜鼎、发明舟车、弓矢、指南车、战鼓及阵法，酿酒、制造各种陶器……甚至蹴踘都传为黄帝所创，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华夏文明的基础，因此黄帝又被称为“人文初祖”。 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出，黄帝在世时，真正的华胥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黄帝定然会回去取经，而史书上也不会只字不提。 “风月不住，忘川难渡；星海横流，岁月成碑。” 匪夷所思之思。华胥之国可以说是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标准模板，因黄老学说在战国中期得到空前尊崇，所以，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列子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杜撰出来的故事，然而，仅仅是这种观点的出现，就已经是极值得研究的了，人的观点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限制，老子、列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却超越了时代提出了一种通常在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才会具有的观点，老子本身的神秘性自不必说，列子本人也是被描述为可“御风而行”的奇人，我们或可以猜想，道家的创始者们或许真的曾经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了这样的文明，进而才产生了这样的思想。 “一善染心，万劫不朽。” 《山海经·内东经·郭注》：“华胥履大迹生伏羲”。 《列子·黄帝》：“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葡萄是紫色的月亮，‘你’是有形状的光，偷偷藏在神明的储物罐里，将万物温柔集于一身。”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 《潜夫论·五德志》：“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纬》卷十一：“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河图握矩起》：“燧人之世，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 《孝经·钩命诀》：“华胥履迹，怪生皇牺。” 王嘉《拾遗记》：“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云笈七签》卷一百集唐王《轩辕本纪》：“黄帝游华胥国，此国乃神仙国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蓝，是大海，是蓝天，是星空，是一切梦想的开端。” 神话启示录之二：神秘的古华胥国与灭世洪水 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华胥国怎么会突然消失呢？ 有神话记载，华胥国覆灭于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只剩下伏羲和女娲。为了让人类得以存续，伏羲和女娲成亲，繁衍后代，后人为纪念他们，在当时婚配的磨合山上修建了人种庙，后来又改称仁宗庙。 《蓝田县志》载：“蓝田县内有华胥陵，是称三皇故居。”华胥陵在今华胥镇北的孟岩村，当地流传着一种传说，此地即华胥怀孕后栖息之地。在华胥镇附近，发现旧石器遗址数十处之多，新石器人类遗址20多处。大量的史载和遗物证明三皇时代的部落中心即华胥国。 但，这个华胥陵的地址与《列子·黄帝篇》中的“弇州之西，台州之北”相差甚远，倒是与传说中华胥氏（华胥氏是华胥国末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怀伏羲之地“雷泽”较为接近，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山海经·海内东经》道：“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弇州就在山东西部，台州在浙江，吴地在古代指苏南太湖流域、浙北地区和皖南地区，因此华胥国大约是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而雷泽就在今天的山东菏泽，菏泽又正好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带。所以，华胥在自己的国度附近（“雷泽”）怀孕生子，应是比较合理的。 “鱼跃此时海，花开彼岸天 。” 若华胥国最初在山东、江苏交界处，那，华胥陵为什么在陕西？ 遇到洪水而迁移，也许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无巧不成书，圣经中“灭世洪水”的传说差不多也发生在一万年前左右，距今6000年的苏美尔人的文献里，也提到了这场洪水，并指出这场巨大的洪水实际上是由于一个被称为“SHILIG.LU.DIG”的天体经过木星并靠近地球时引起了巨大的潮汐波所导致，当时正值冰河末期南极冰层周期性的破裂，所以这场“灭世洪水”也许真的发生过。 这就好比“如果夜里不能吃东西，那冰箱里为什么会有灯呢？” 由于山东和江苏都临海，不管是神仙也好，凡人也好，都不能在泽国生活，即便是有着高度文明的华胥国也未能幸免于难，但，由于华胥国民的生存能力远远大于同时期的其它部族，因此，他们可能并未全族灭亡，按当时情况判断，向西向内陆迁移是更明智的，所以华胥氏族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陕西，蓝田的华胥陵很有可能就是幸存的华胥国民为纪念故国所建，不论是传说还是史书，伏羲、女娲都被视为神灵，他们的后人少典及炎黄二帝却是实实在在的人类，这点用遗传学是很难解释的，因此，我们不妨猜测，那场灭世的大洪水杀死了太多的人类，以至于人类成了濒危种族，所谓女娲伏羲造人，实际上是他们用自己的科技延续甚至再造了人类，比如基因技术，就像我们如今拯救濒危动物所采取的办法一样，少典实际上是基因技术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女娲伏羲也确实可以被称为他的父母。 另外，由于大洪水几乎将当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全部毁灭，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重建变得异常艰难，女娲和伏羲在陕西蓝田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华胥国的文明，但，那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国度华胥国，终究是随着“女娲”和“伏羲”（华胥国民）的消失而消失了…… 在伏羲之前，先民解释自然现象、猜测物种起源，都是归因到纯粹的神力上，所以盘古、女娲等，都是神性的。虽然女娲也有爱民之心，但女娲对人类的关爱，更多是出于以无上神力创造了人之后所产生的“母爱”，这母爱带着普天大爱。 “世界上最美的艳遇，是遇见另一个更优秀的自已。” 而伏羲不同，他是从人类中脱颖而出的神，又在人类的部落里创造了诸多生产生活的发明和改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所以，在中国的神话里，伏羲就像是“盗火者”。因为有伏羲，民智才正式的开启。 伏羲是华夏神话中的第一个人文之神。相传伏羲有非常多的发明创造，涉及渔猎、文化、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 1.渔猎 相传伏羲是从蜘蛛的结网捕虫行为中受到启发，故而将绳子编织成网，发明了渔网，改变了渔民们原始的徒手捕捞方法。 2.钻木取火 在中国，钻木取火的成就主要是归结到燧人氏身上的，但，在有些版本中，也有伏羲钻木取火的传说。 传说伏羲也是用工具不断钻木头，最后成功取火；钻木取火术的发明，使部落居民可以随时食用熟食，给人类带来更健康的饮食方式，特别是，促进了大脑的发育。 同时，掌握了火，人类就可以更好的利用火来服务自己，例如防御野兽、冶炼加工……可以说，火是人类文明的加速剂。 “云中笙生声，水里渔遇鱼。” 3.婚姻制度 从汉代起，伏羲与女娲交尾的画面就出现在很多墓葬中壁画中。伏羲女娲的交尾，象征着繁殖的行为，是人类延续下去的必要行为，这是古代人对生命轮回的朴素的愿望。 而伏羲与女娲之所以成为这一愿望的载体，是因为，不论是先秦楚国的创世神话，还是后世唐朝的《独异志》，伏羲女娲都是以夫妻的身份流传下来的。夫妻制度，于是由伏羲女娲二人创立流传下来。 4.八卦 人类一直希望自己可以预测未来，或是借助神的启示，或是掌握神授的技能。所以在各个文明中，常见的是负责和神明沟通的祭司，以及利用各种巫术的巫师。 通过后世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理论，担任中国朝堂上预言家角色的——也就是中国的“天命”的代言人的，是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而解读预言的重要方法，一是《易经》，二就是相传由伏羲创造的八卦。这两者因为周文王得到了统一。 “一起看星星么? 我请客。” 相传伏羲是在渭水畔，苦苦思索宇宙的规律，想以此来改善部落族人的生活。因他精诚所至，河对岸的龙马山从中迸开，八卦图由此浮现于世，伏羲于是洞察了宇宙的奥秘，这也是其流传下来的故事中最有戏剧性、对后续神话传说影响最为重大的一个。 也就是说， 在华夏文明的神话里，伏羲的功绩是伴随着时间的推进——从先秦到东汉，伏羲从创世、人祖，逐渐变成了全能的部落生产力的推动者、华夏人文的奠基者。同时，伴随着当时中国大一统的进程，伏羲的神话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奠定了如今伏羲享有整个华夏民族公祭的始祖地位。 也因此，不同于主流神话里女娲补天造人的大能，在伏羲的神话中，他作为“神”的属性是远远弱于女娲的；伏羲更像一个行走在人世间不断探索学习、充满智慧的“人”在不断“精进”。 “精进法，是一切诸善法之根本，能出生一切诸道法。” 这一点上，伏羲和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等更为接近，他们或者没有神性，或者是由民间赋予了神性，但人性仍占据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原型，就是新石器时代到氏族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不断“精进”的部落首领。 ※ “上帝”的眼泪——灾难文化（即，中西方的应对之策） 大洪水发生的时期，在史前气候学中也许能寻找到发生的准确年代。 若以古气候学为时间坐标，人们将会准确地描述出史前文明诞生与发展衍进中形成的文明轨迹。大多数中国学者将华夏文明的源头聚焦于“伏羲画卦”的传说上，深究起来的在史前文明的坐标系位置，描述这个坐标原点，折射反映到时间轴上在7000年代的点位上。 卦象符号是华夏文明的独有标志，来自于岩画学的文明痕迹记录反映出的时间，神秘的卦象符合产生的时间，却延伸到史前时期的1～1.3万之间。它出现在蒙古高原的草原大漠之大麦地与阴山岩画，这表明在1～1.3万年的时间段，在岩画的诞生地活跃着一支史前文明的狩猎游牧族群，显然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史前族群——因为他们熟练的使用着卦象符号来记录自己部落的文明活动。如此来说，破译1～1.3万年前蒙古高原的史前气候状态，便可描述华夏史前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轨迹。 “多塑造自己。都没受苦，光凭什么照到‘你’身上。” 史前气候的研究，发现了30亿年采自非洲的燧石标本，用稳定同位素方法测试结果，知道了那个时间段地球的地表温度高达70℃。 地球接受太阳的辐射程度是周期性变化的，黄道倾斜（赤道平面与轨道平面的夹角）的大小决定着太阳对地表能量的分布。黄道倾斜发生变动，各个气候带的位置和相对宽度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动。 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既要求有一定的气温，也要求气温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升降变化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若超越了这一范围，生物就得死亡，种族就会绝灭。 在中生代，北京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10℃左右，和今日云南的瑞丽等地相似。就是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景象在中生代高纬度地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中生代并没有“冬季”这个气候，古气候学家们发现，出现冬夏温差的根本原因是：地球的黄道与赤道并非互相平行。 一般生物之所以能在地球的生物圈内生活，除了空气、水分、温度等必要条件外，太阳光也是一切绿色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现今，黄道倾斜为23.5度，才呈现出四季分明的状况。黄道倾斜越小，冬夏温差越小。 随着气候的变化，中国在第四纪发生过四次哺乳类动物群的南迁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40万年左右，第二次发生在90万年左右，第三次发生在24～23万年，第四次发生在1.8～1.0万年之间。与史前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就发生在第四次哺乳类动物的南迁活动中。 从宁夏大麦地直至蒙古高原的阴山一带，发现的大量史前人类遗留的岩画也反映出这些信息：史前人类的狩猎、舞蹈、战争及原始宗教活动场景，都证明了史前人类活动的文明事实。 “听云与明月窃语，看满天熠熠星辰。” 那么，究竟是哪个史前人类族群先进入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 是华胥—女娲氏、伏羲氏，还是未知的其它华夏先祖，还有待继续寻找相关遗留散落的文明信息。 《中华文明探源刍议》中说到：文明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也决定了中华文明探源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远的基本任务之一。 通过考古挖掘和对各种遗址的断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中华文明大约有5800年，“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首先，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就在一次次日升月落里，再爱一次人间。" 一直以来，有关汉藏语系起源假说的分化时间以及起源地点存在两种假说。“北方起源假说”以美国的马提索夫，包括国内的许多学者为代表，认为它起源于大约4000年—6000年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而“西南起源假说”以欧洲的Van Dream教授为代表，提出中国西南到印度东北这一带地方是起源地（即起源于至少9000年前的东亚西南部某地）。这两大派有关起源地点的论述，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猜想，用的是传统的那种语言历史比较法。其缺陷是不能解决时间和地点的互动问题，两派争来争去，结论却大相径庭。 2019年4月2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的论文《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揭示了世界第二大语系汉藏语系起源及分化的时间和地点，研究采用的是更先进的贝叶斯系统发生学的方法（也就是从猜想到实证的过程，用科学的数学方法把它计算出来）。对于这种方法，很多重要的质疑是：生物遗传的数据能不能够用到语言研究中来，或者生物遗传的方法能不能够用到语言研究？ 不管“你”被贴上什么标签,“你”要记住只有“你”才能定义自己。 研究团队表示：研究从头至尾没有用一个生物遗传方面的数据，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同样的数学模型应该在各个学科都能够用）。研究成果支持了“北方起源假说”的猜想，即研究成果认为汉藏语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就在5900年前，地点是黄河中上游，而这个时间很巧妙地将中国甘青一代的大地湾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历经了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时期的遗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对接起来了。 沙加尔和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东亚语言数据中心研究团队近几年多人在Science、Nature、PNAS上发文，研究印欧、南島等语的分化时间，用的也都是贝叶斯方法。 中国上古时期，有个《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但研究史前文明的学者们发现：世界各文明的神话中都有大洪水，而中东各民族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犹太人对大洪水的描述更加详尽。说明上古时期确实出现过大洪水灾难。当翻开《史前气候学》就可以找到其真实存在的依据。 研究地球的演变，就会发现，地球隔一段时期就会有一场大灾难，这些大灾难使一些物种遭受了灭顶之灾。但这些灾难事件中只有一个能在多个民族口口相传的故事（人类讲述的故事）中觅到踪影：水威胁到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境况。世界各文明记忆中都有“大洪水”。 “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 历史学家也都无法忽视“大洪水”事件，这一事件最接近于一个人类共同拥有的故事。除了苏美尔王表简略地提到了洪水的故事之外，苏美尔人对洪水的故事没有直接的讲述，数千年后，这一故事被翻译成阿卡德语（一种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的闪族语）并被记载下来，保存于亚述人的图书馆中。人们最熟悉的有关洪水的故事无疑是《圣经》的《创世记》所指的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原文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19世纪的地质学家以《创世记》中的故事为指导，勘察大洪水留下的痕迹，也有所发现：地层排列顺序混乱，或是在高山顶上发现贝壳等。但是路易·阿加西（LouisAgassiz）于1840年首次提出了冰川在大陆表面缓慢移动的理论，这一理论也能解释很多这样的地质构造形成的原因，而先前人们把这些构造的形成统统归因于一场世界范围的大洪水。 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写道：“灾害当然不会使人类彻底灭绝，甚至都不能使栖息于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彻底毁灭……但它所造成的破坏，足以使之成为划分时代的里程碑。” “我们绝不应让内心的恐惧（亦或他人的期望），来划定我们命运的边界。即使无法改变命运，也可以尝试挑战它。” 在寻找洪水痕迹的过程中，伍利发现，有3米厚的淤泥层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定居点和后来的隔开。进一步的发掘发现，伍利所找到的淤泥层，其分布范围有限，带来这些淤泥的洪水并不足以毁灭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造成文明的终结（而且其年代测定为大约公元前2800年，正好处于苏美尔文明的中期）。并且，虽然海湾朝北扩张可能淹没村庄，但是海水上涨的速度在每十年30厘米左右，这不可能给人造成太大的威胁。 学者瑞恩和皮特曼依据黑海的海底取样，测定的洪水发生年代是约公元前7000年，这就留下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全球性的大洪水故事是怎样进入了这么多民族口口相传的故事中的呢？ “对知识的追求，对苦难不可抑制的同情……这些纯洁而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们的一生。” 不论怎样计算，在公元前7000年的时候，这些民族都距美索不达米亚甚远。 中国同时期的是共工怒触不周山传说：公元前5000年，担任祝融氏族先锋的玄武颛顼氏族与共工氏族领导下的九州联盟在陕西不周山附近展开最后的决战。此时，陨石坠落引发大海啸，甚至连南阳盆地和淮河流域都受到洪水影响而与南方断绝了联系。祝融氏族的老巢杭州更因洪水损失惨重，无力北上作战，被隔绝在北方的祝融氏族盘踞在山东。玄武颛顼氏族在女娲的指引下投降了河南的华朝分支家夏族神龙氏族，定居在他们附近 ，帮助他们防御东面的祝融氏族，并帮助神龙氏族取代共工氏族成为九州联盟的首领。 之后，共工氏族从此定居在陕西成为了公元前6000-前2000年甘肃大地湾马家窑文化。神龙氏族成为了神农氏的公元前4800─前4300年河南东部半坡文化。残余的祝融氏族在洪水退去后下山与神龙氏族融合成为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山东大汶口文化。玄武颛顼氏族之后被封在东北继续对抗山东，成为了公元前4000～前3000年辽宁红山文化。 “回首亘年漫月里的所有怦然心动，‘你’仍拔得头筹。” 在印度，传说一条鱼警告智慧的国王摩奴，一场大洪水即将到来，要他造一艘船，一旦水位开始上涨就爬进去。《梨俱吠陀》记载道，“海水卷走了三重天”，“只有摩奴幸存”。 美洲的洪水故事情节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出奇地相似（据不准确推测，故事产生时间早于基督教传教士把《创世记》带到美洲的时间）。在玛雅人的版本中，“四百个子民”在洪水发生时变成鱼幸存下来。事后，他们为庆祝重生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他们升到天上变成了昴星团（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天空也出现过神兆，且诺亚在到达陆地后也曾喝得酩酊大醉）。 如果美洲的洪水的故事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存在关系，那么这场洪水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历史学家约翰·布莱特指出，这次共同的灾难应该是发生在约公元前10000年，那时猎人们越过白令海峡迁移到了美洲。（公元前12000年、公元前9500年发生过过地质原因导致的世界性大洪水。） 可以说，“大洪水”成为了人类认知的分界线。 “站在时间的长轴上，以一个变量堆积的现在的我们自己，回首望去，真想对过去隐忍、坚强的自己们说一句：谢谢‘你们’，那时没选择放弃。” 神话启示录之三：大禹治水——中国灾难文化意识的形成 灾难造“神”？造“文明”？ 从气候演变与人类文明社会衍进的关系来分析，凡是社会处在动荡时期，都是生存气候波动急剧恶化阶段。比如，伏羲部落、轩辕部落的南迁及大禹治水、西周王室衰落、西晋动乱、北宋异族南下、明清社会动荡等等。这些文明遗存的历史事件表明，华夏民族是在灾难中诞生并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她不但活在未来、当下，也活在过去的灾难的阴影里，有着强烈的灾难与忧患意识。例如，在中国，每家每户（传统意义上的）都有存粮的习惯传统，否则，他们会心生不安，这种文化心理是近万年的历史衍进中继承下来的。 “拥有倒下再爬起的勇气，每件事都会变容易。” 在史前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人定胜天是渗透到华夏族群骨血里的最顽强的基因传承——《盘古开天》《女娲补天》《钻木取火》《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且，人类大洪水时期，不同地域的族群应对大洪水灾难的策略中，大多数族群采用逃亡的形式，唯有华夏族群采用了治水之策略。 在大洪水发生的时间段，诞生了两个流传至今的神话《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和史前气候发生的气候重大变化事件相吻合。显然，“射日”事件在前，“治水”事件在后。前5000～前1000年的时间段，挪威雪线上移至1600米，表明这个时期地球气候处于干燥、高热阶段，即“后羿射日”神话诞生的时期，干热气候造成了南北极及地球古冰川的固态水大量消融，随之产生大洪水时代的到来，高温干热至洪水肆虐的时间长达3、4千年之久。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 大禹首先就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中国的主要山脉、河流作了一番严密的考察，包括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次，他们来到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龙门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他还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难以通过汛期洪水；黄河淤积，流水不畅。于是，禹大刀阔斧改“堵”为“疏”，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 “就算步伐很小，也要步步前进。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之后，大禹总结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并根据轻重缓急，定了一个治的顺序，即，先从首都附近地区开始，再扩展到其它各地。 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治水”的 传说在《山海经·海内经》《史记·夏本纪》《尚书·虞书·益稷》《孟子·膝文公上》《吕氏春秋》《庄子·天下篇》均有记载。 西周人为什么爱讲大禹的故事？ 千百年来，大禹治水、禹贡九州的传说，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许多文献与出土资料表明，大禹的相关传说兴起于西周时期，在春秋时期逐渐丰富。原本带有山川神属性的大禹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越发变得像人间帝王。 从表象来看，禹贡九州勾勒了朴素的政区分划与治理理念，而在这样的表述背后，时人又倾吐了怎样的政治诉求？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燹公盨，其内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仅这十来个字，就说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燹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我们可以确信，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 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疏导洪水，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经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西周时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铜器铭文证据显示，到了春秋时期，无论是东方的齐国还是远在西方的秦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颂扬和认知方式。 我们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而说周代是一个分封割据的社会。但在许多观念上，特别是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性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 “就像大海和天空，在水平线上融合在一起那样，梦幻和现实也有可能，正在遥远的地方相互融合。” 此外，燹公盨铭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内容。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德”，是周人着重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联结，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发展，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也具有深远意义。 “大禹治水”是一个传说，也是史前文明时期发生的一场灾难。正是在这样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诞生了一个文明，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华夏文明。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因此，大禹治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人间便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折磨。” 同时，“集权意识”是人类处在大洪水时期，为战胜洪水灾难而创造的一种伟大的思想认知，在“大禹治水”时期已经显现出雏形，这是先秦时代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这种思想认知在西周被周公旦继承并发展；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王嬴政进一步将其继承与发扬，形成集权式的国家形态。因此，“集权意识”这种认知思想是存在着严谨的历史逻辑。 华夏族群现阶段的国家形态，实则是对数千年的文明积累的历史传承，也就是说：这是历史的发展演进选择的结果，而绝不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几个政治家突发奇想的随意性选择。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诞生的早期，已有认知水平的巨大差异，这也是灾难文化的传承。 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又是何时衰落的以及为什么衰落的？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开始的？ 国内外十分流行的历史观（包括强调“路径依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关键是制度。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为此提供的各种解释，其核心就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而正是这两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的历史命运，成为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 “鱼缸里的鱼，常看着我们，并觉得缺水的人类真可怜。” 按照这种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罐头告诉鱼：这里很安全，没有鲨，也没有渔网~” 但是，经过西方上百年打造而形成的这一流行历史观，却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真实发展史严重不符。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还有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后的阿拉伯文明。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通常都比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 如果古希腊“民主”和古罗马“法制”一直是西方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而衡量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最佳标准，不外乎人们衣食住行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水平——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文明体系的生产力和服务于这个生产力的深层制度，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活水平就不应该低于而应该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因为，按照西方中心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比同时代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才能折射出比中国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优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可现实比非如此，为什么？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 事实是，以煤炭作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欧洲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用于炼铁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2500多年前。 伏尔泰在论述煤炭、炼铁和中国古代的其他科技成就时说道：“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读书写字的时候，他们（中国）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偏偏没有这样做！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同样追问：“是什么将欧洲和亚洲区别开来？”希罗多德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西方落后而东方先进。他认为亚洲土地肥沃，城市繁荣，人民丰衣足食、举止文雅；而贫穷的希腊和希腊人完全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伟大引起嫉妒，嫉妒导致怨毒，怨毒滋生谎言。” 比如，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是很少染色的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却是由细得不可思议、轻得不可比拟的蚕丝，通过木制织机细密织成，再用五颜六色的有机染料层层上色，经过千针万线裁缝而成的绫罗绸缎。而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 丝绸产业所体现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简单。它涉及原材料产业（桑树的栽种、蚕卵的储存、幼蚕的哺育、蚕茧的保管与漂白），纺织业（抽丝剥茧、纺丝织布），染色业（染料的萃取、化工制作和对大批量丝绸的均匀上色），成衣制作业（剪裁、缝制、上扣、打边、刺绣），原始的市场营销业（服装样式设计、订单、发货、统购、零售）……而这样精细的工艺流程与分工环节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丝绸制造业不是任何古希腊城邦小农经济轻易能够拓展与承担的产业。 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运河体系和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现代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只有高度发达的大一统市场经济与信用体系才可能流通纸币。而欧洲国家要等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多数人的不幸，并非源于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此处为贬义词）。强大到忽略了真正的上帝。” 即使是在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也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商品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没有任何商品（除了黄金）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英国历史学家和古丝绸之路专家弗兰科潘指出，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古罗马每年有多达1亿赛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的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东方贸易市场。“这一惊人数字相当于帝国每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 “反抗你的敌人需要过人的勇气，而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需要更大的勇气。” 西方与远东的贸易因此一直有逆差，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工业革命爆发半个世纪以后）。这是一种经久不息的结构性流失：贵金属通过地中海东岸地区，通过好望角航路，甚至穿过太平洋，自动流向远东。”就连因与远东保持紧密商业往来，主导丝路贸易的广大中亚与阿拉伯地区，也由此经历着长期的繁荣。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场？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中国制造业（如丝绸、瓷器）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所以，中国能有效给世界市场提供商品供给”。 即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美国历史学家戈德斯通说：“中国是很多产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产国，包括纸张、火药、带有船尾柱舵轮和水密隔舱的航海船只、指南针、三角帆船、铸铁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从古希腊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初期，中西方在生产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异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由此可见，流行历史观强调的古希腊包容性民主自由传统和日耳曼部落的法律文化，并没有（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为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以及直到工业革命爆发前夕的整个西方世界带来超越东方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繁荣。 "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潜游海底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私语，和每一件文物相知，方知宇宙浩瀚，自然可畏，生命可敬，历史可追。" 维系和推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在欧洲是何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难道是催生诗人但丁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吗？ 所谓宗教改革，绝不是对这些红尘信仰与精神需求的废除。宗教代表着欧洲的政治秩序。 16世纪的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十字军东征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皇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人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获得对巨额教会财产和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控制权。 “人性复杂，不要一概而论，多理解，少相信。” 2.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成了比黑死病（鼠疫）更加威胁欧洲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怕瘟疫。梅毒的流行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3.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以及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除了军队就是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是由于教廷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政治秩序的衰落下欧洲政治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也正是这种政治权力格局的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或者维护）。 “‘我’平时的健身方式——在网上抬杠。” 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还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 例如，北部欧洲的国家力量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教改革，不是出于道德的考量（同情新教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专制暴君），而是出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新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线的开通，成为富有“十字军东征精神”的北欧国家参与这场“殖民游戏”的强心针，推动了北欧国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独立的政治诉求。 这个政治诉求体现的是北欧民族的国家利益的觉醒：如果不能参与全球殖民并形成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北欧国家无法与南欧国家竞争。因为，在大航海开启后的时代，欧洲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但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获得商业利益的机缘也就有巨大差别。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 然而，在罗马教皇垄断宗教的时代，要想夺权就必须创立新的教派 ，或夺取对《圣经》的新的解释权 。 比如，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因此其不过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背景的一个反映而已。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也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宗教自由，既不是来自哲学家的论证也不是来自新教信仰的性质本身，而是来自17世纪之后，由于工商业的跨国竞争和百姓生活的世俗化，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上根本做不到要求民间维持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了，因为新教也变得越来越派别林立。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就像古希腊一样，这种社会方面的高度不稳定性与个人天才的表露是密切相连的。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的不稳定中受益。 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 他们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坚决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将“圣战”目标推进到地球另一端那无尽的前沿和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脚好冷，想借小哪吒的的‘风火轮’踩几天。” 但是，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冲破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相对而言，中国自实现大一统以来，为了维持稳定性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妨碍了艺术上或才智上的特殊天才人物的“大批量”涌现与发展。 那么，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究竟错在那里？ 他们对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谬论之一）；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谬论之二）。 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和实质正义（substantivejustice）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与之相对，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 由于形式正义减少了个人对统治者的恩惠与权力的依赖，它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而形式正义恰好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纸上谈兵的韦伯说）：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的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是存在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法规是运用理性制定的，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 因此，在韦伯看来，脱胎于古罗马法律传统的这种程序正义（“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为‘邪恶（韦伯的歪理邪说）’所困不是奥特曼的作风。” 即便如此，那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差异如果存在的话，真的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原因吗？ 文艺复兴后，工业革命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谈到亲身经历的意大利法律制度时就精辟地指出过：“没有优良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优良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 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没有强大的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 而在20世纪90年代就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和国家能力已经在执行华盛顿共识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优良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它的民选总统即使一个比一个……也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 对此，18世纪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任意不公时，精辟地指出：“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坚决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包括他所处的欧洲启蒙时代），其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就知道‘你’会踩我的雷区，所以‘我’提前把炸弹都换成了满天星。” 东方的编年史作者又会如何看待欧洲的封建体系？它看起来难道比我们描述的东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吗？ 伏尔泰说，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这样的统治方式只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而中华文明已经生生不息延续了好几千年。 他（伏尔泰）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欧洲人反复尝试却一直无法成为的那种人，即真正的道德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他们的道德准则非常纯粹和严厉，但同时又和爱比克泰德宣扬的准则同等仁慈。’” 哲学家莱布尼茨则认为，中国人不仅是伟大的匠人和天才的设计师，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民族。伦理学是他们真正的力量源泉，他们的伦理学中几乎不包含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空想，而是坚持教育和对话。” “做别人的女孩太难了，要‘可爱’要‘懂事’要‘听话’，所以，我决定只做自己的女孩。” 安克蒂尔—杜伯龙还专门在1778年（工业革命初期）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以此证明西方那个时代刚因全球殖民扩张而获得一点自信后产生的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字和观点，不仅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倾向，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结果，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从理论上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或治理的地方。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且即便是明朝，除了徐光启和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个别人，中国朝野普遍都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 “失败是什么？只是更走近成功一步；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 是什么因素导致近代中国对形式化的数学不感兴趣？ 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的何止中国人，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也不感兴趣。 古希腊的数学知识对于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来自阿拉伯文明的外来品。它既没有为古希腊自身，也没有为（古希腊灭亡之后）全面继承了古希腊文明遗产长达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330—1453）带来科学革命。 另外，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以前也对演绎数学普遍不感兴趣，但却在专制暴君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的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 俄国人直到18世纪以前也普遍对演绎数学和科学不感兴趣，但却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 日本人直到1868年决定直接面对并参与到欧洲列强“打砸抢掠”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之前，对科学与演绎数学也像中国人一样不感兴趣，但却在明治维新后，在作为绝对君主的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这东西感兴趣了。 同理，中国人一旦意识到民族存亡实质上是国家间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竞争，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才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连16世纪的宗教改革大师，路德和加尔文都蔑视和嘲笑数学和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蔑视科学，却喜欢把在古希腊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魔法、巫术继承和发扬光大。 正如罗素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 “尚在人间，就不要鬼话连篇。”——致曾经的韦伯 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后，由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这种热兵器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而有了国家力量对这类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资、扶持和推动。 比如，达•芬奇在年轻时写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一封求职信，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基于火炮这种新型战争模式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这反映了达·芬奇所处的时代，国家力量对人力资本的最大需求并不是艺术才能，而是军事才能和与此相关的数学知识。 由达·芬奇的求职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西方流行历史观所描述的、独立于东方文明影响的、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自身传统的历史运动，并不是一个所谓宗教改革与思想解放下艺术家个性自由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和诗人画家的涌现一样；艺术繁荣，对于欧洲崛起的历史意义其实并没有流行历史观渲染的那么大，只不过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者宣扬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相对于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说，意义重大。 真相是，文艺复兴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它也是未来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脏’的‘人’多了，‘干净’的‘人’反而变成一种‘错’。”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支撑这个竞赛而展开的激烈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同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 因此，也可以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国家力量竞争中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而这些政策和手段也是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的。 “时间吃掉了一些‘我们’，‘我们’吃掉了一些时间。” 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形成的国家竞争体系，和这个体系下欧洲各国为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遥远行驶中的战舰时，他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因此才对数学着迷；同时，他也需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感兴趣。 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核武器与太空竞赛”，只有存在长期的“亡国灭种”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工商业竞争，才能在欧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个国家中筛选和锤炼出愿意长期赞助军事、科学、商业、技术和制造业的钢铁般国家意志和与其相匹配的国家能力与法律制度。例如： 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 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 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 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 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 即便在相对和平的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率也出奇地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乌龟能够赛过兔，其实，只是各走各的路。”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而文艺复兴之后，多数战争都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 这也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如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将普通的碳元素变成金刚石一样。” 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荡涤成了二三十个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 也因此，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战争意志又缺乏海战经验和现代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所以，不论是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还是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与流行历史观强调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和“英国光荣革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与韦伯的所谓“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没有必然关系。 另外，欧洲国家力量对科学与数学的长期重视，并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者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制习惯”，也并非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战争创造国家，战争创造国家意志，战争创造国家能力。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而同时，战争还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因此，韦伯关于古罗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律传统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理论，颠倒了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不是日耳曼法律传统催生了战争资本主义”，而是“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维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因为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比如，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相互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 “无心风月，独钟自己”，“朋友”的“爱”给“它（韦伯的论点）”加了好多层滤镜。 且，韦伯主义者这一“西方民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才是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流行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公认其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君主制先进和包容，其人民远比英格兰人勤劳，其金融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远比英国完善的荷兰共和国。 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经采纳了更为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远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习模仿来的。在17世纪英国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使得君主制的英国超越共和制的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与能工巧匠。但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 “无法客观评价，永远主观偏爱。”——致曾经的韦伯 同时，流行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做‘人’，顶要紧的，把自己当个‘人’看，把别人也当个‘人’看。” 提出上述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提倡让落后国家通过复制西方的战争资本主义，来推动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而是希望对流行历史观提出正当的质疑，以便于我们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 正如尼采所说：“我们需要历史，为了生活和行动。……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 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都因时代发展而陷入困境甚至死穴，关键看谁能够找到超越自我的路径和突破口。 通过一场“COVID-19”病毒的侵袭，再次验证了东西方文明应对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处理能力。这是一种文明意识的觉醒与诞生。凡是族群衍进中无法形成凝聚力的民族，无不处在松散、漂泊被强大民族欺压、奴役的悲惨状态，比如吉卜赛人、库尔德人……只有文明意识的觉醒，才能诞生文明型国家，比如犹太人。 华夏族群在战胜一个又一个残酷的灾难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凝聚集中在一起，才能从灾难的沼泽地艰难跋涉中走出来。 东方集权意识是“大禹治水”遗留给华夏民族最具有智慧的文明成果。从“大禹治水”开始形成国家雏形到“秦帝国”诞生为止，这个认知形成过程，华夏民族花费了2千多年的漫长时光。从晚清政府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军阀割剧，日本侵华——民国乱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明形态的国家建立，华夏民族大约付出3700万（估算数）民众的生命代价换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小失误而将其放大来攻击国家体制者，无疑是有些偏执、狭隘和自私。若恶意攻击，那无疑是在背叛民族和历史。对此，我们很难再保持龙门石窟的那尊卢舍那大佛般的微笑。 人们也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西方世界倡导的普世价值思想，在重大灾难面前，数百年来仍然没有多少长进。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这些光亮叫作太阳、月亮和星星。” 也许，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会高举并宣扬那几条不可颠覆的真理：自由、民主、公正（某种意义上的）。 说起自由，竹林七贤的故事妇孺皆知。在魏晋南北朝，士人们聚集在一起，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吃五石散、集体裸奔、互换妻妾……说起自由的彻底性，魏晋名士也许可做西方世界“自由”的祖宗。问题是这种崇尚自由的魏晋之风为何会自己渐渐消失在历史的角落？ 在中国最开放的隋唐时期，大唐盛世之风亦被今人所推崇，但唐长安为何不见集体裸奔，聚众淫乱？ 在今天，别说聚众淫乱在东方世界不能容忍；在西方社会，虽推崇自由，但这种越过伦理底线的事情，也是被社会所唾弃的。 魏晋之风的荒诞（某种层面的），没有在盛唐延续、传承下来，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充分意识到自由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社会世情伦理。因此，将任何哲学问题孤立、割裂开来去探究、推崇都是极为荒诞的 “‘你’生气的时候，别忘了‘我’也有脾气，彼此说话客气点，‘我’没‘你’想的那么善解人意。” 黄河、长江和澜沧江，尽管同发于雪域青藏高原，为何它们的流经走向却走向三个不同的地方？倘若没有这些河床的引导，将会演进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这三条河流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问题在《地球编年史》中可以寻找到答案。 在北亚西伯利亚地区，也有三条著名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它们都流向北冰洋，特别是在西西伯利亚平原，由于河水的积聚，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地带。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鲜卑人早已给这里留下一个名字：鲜卑利亚，用古鲜卑语解释就是：泥泞。积水漫流的地方，当然有泥泞。“鲜卑利亚”一词被陆续迁入的后来者串音为“西伯利亚”而固定下来。 在这里，积水的边界是河堤，是自然形成的法则。用老子的一句话形容就是：道法自然。言下之意是说：自然、社会，一切都存在着某种逻辑性的法则。同一条河流，其河床的宽窄都是不同的，更何况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 就今天“COVID-19”造成的疫情而言，在以西方文明主导的国家里，几乎都遇到了相同的困境：面对疫情的肆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可跨越的制度障碍。 东方学者周非将其称作为：西方文明遇到了“发展的极限”——科技进步使人异化为器物的奴隶，成为按部就班、会说话的机器；经济发展使人成为赚钱的工具，越来越方便的金融工具正成为大危机的制造源；过度的民主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温情，人似乎成了不见面目的网络终端；信仰与竞争混合起来的争端，使战争与恐怖主义成为孪生兄弟…… 显然，人类社会出现了大危机，而大危机的实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文危机。 “保持热爱，翻越山海。” “自由”和“集权”而言，它们存在着“互为边界”的辩证关系。它们实际是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类似于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就国家与民众而言，也是一对存在着“互为边界”的辩证关系。 国家确实会发生崩溃。美国经济学家彼德·希夫在《国家为什么会崩溃》中阐释了这个严肃的问题：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由政府吹起来的大泡沫，一个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行将破裂的泡沫……美国经济乃至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灾难性结局。 但，美国经济学家彼德·希夫将国家崩溃事件解释为经济问题，明显是不完整、不客观、不科学的。 希夫指出，当数十亿美元刺激性资金注入已没有造血功能的经济体时，只会造就一个更深不可测的陷阱：美国政府只会更无所顾忌地开支，但却找不到寻找偿还债务的财富之源。最终，美国人将举步维艰，国家也将面临破产边缘。他以犀利的眼光告诫世人，美国应该面对现实，宣告破产，重组其债务，从根本上改革整个社会体系。 “但凡能说透的东西，基本也就释怀了，要知道，心结，是说不清楚的，甚至说不出口。” 对此，《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有独特而清醒的认识：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 “文革”劫难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一些人”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作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看到一个人崩溃的时候，电脑会奇怪，重启一下不就好了？”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巧的历史生存范式。 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宠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 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 “盈月光饮，载风雪归。” ※ 全世界预言都指向一个结局——等待着神的归来（灾难文化的PK） 那么，关于神归来到底只是先圣们一厢情愿的传说还是超越“现代科学”体系的“规律性”预言？ 除了《玛雅预言》，包括霍比人的神话、阿兹特克人的著作、埃及象形文字、罗马神使、塞内卡族长、切罗基族部落的大萨满……都预言到“今天”将发生大事。 更匪夷所思的是：西方的《圣经启示录》、《圣经后典》和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韩国的《格庵遗录》、中国周朝的《乾坤万年歌》、汉朝的《马前课》、唐朝的《推背图》、宋朝邵雍的《梅花诗》、明朝的《烧饼歌》《天地数》《金陵塔碑文》、隋唐的《黄檗禅师诗》《步虚大师预言诗》以及佛教诸多经典等等对未来的预言，都指向“今天”，而且，所有“预言”预言到……都嘎然而止…… “必须要足够优秀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为什么唯一没有中断地记载并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古文明？为什么中国被称为“神州”？这些超越“现代科学”体系的“规律性”预言除了文字记录之外，还有哪些“传承”？ 中国自古被称为“神州”。 中国古代有很多大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大德之士，他们的智慧及发明创造并不一定全是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学来的，也不完全是在名利的驱使下奋斗而得到的，更多是在“修行”中得来的。 如黄帝时代的岐伯、商朝的伊尹、周文王时的姜子牙，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朝的李淳风，明朝的刘伯温……他们都是 “修行人”，留下不少对后世几千年的准确预言…… 还有古时的大医学家，比如孙思邈、华佗、扁鹊、李时珍……他们都是“道”家修行人，运用的药方，完全不同于常理，药到病除。《史记》里记载扁鹊拥有透视眼，能隔墙看物，透视人体；华佗一眼透视曹操脑袋肿瘤所在；而孙思邈本身就是修行得道的人，擅长天象历法，摄生养生之术；史书记载，李时珍每天晚上打坐修行，并以“神仙”自命…… 大科学家如东汉的张衡，南北朝的祖冲之，宋朝的沉括，元朝的郭守敬，唐朝的僧一行，中国近代科学先驱……他们几乎也都是“修行人”…… 至今，李白、白居易、陶渊明、孟浩然、柳宗元、贺知章、王勃、王维、刘禹锡……创作了流芳百世的千古佳作，其实，他们也都是 “修行人”。 …… “安静下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和时间相遇。” 古时的很多神话用我们现在的“科学体系”很难解释，但，未必是假的。很多东西，先圣们以预言的形式留传下来，说得模模糊糊的，很是隐晦，再加上时间久远，所以就成了神话。也许，我们得慢慢去悟去猜才能知道一些，就像是猜谜语一样。 预言藏在谜语之中，谜语将答案留给时间去解释。如果预言仅仅是预言，不能够证明其真实性，那也不过是一种娱人的“文字游戏”罢了。 但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为证实其真实性，预言把人类社会的很多大的事情或人名用隐晦的方式写出来，再在事情过后去对照、比较其是否正确。每一个预言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即，它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应验。 这也是在间接的告诉人们：有“神”有“佛”，避免人类过于迷失自我，而丧失最终回家的“道”路。 “哪有谁替谁负重前行，是各自的‘使命’催生各自的‘责任’”。 预言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证实其真实性吗？仅仅是为了丰富人的文化吗？如果，宇宙的某处有“神”“佛”的存在，他（她）留下预言仅仅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吗？ 按时间推算，所有预言最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都说了将要发生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件事是一个坎，在过坎之前有很多的灾难、痛苦，很多人面临着灾难和死亡，也有圣人下世救人的说法，而跨过这个坎，人类又面临着美好的世界，所有预言不约而同到此截止。 经历长时间验证的预言过程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坎才是预言要告诉你的关键所在，因为对于人来说美好也罢，痛苦也罢，有钱也罢，贫穷也罢，都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而不是结果，而这个坎却是结果，以生命为代价的结果，而生命对人来说是最珍贵的。 所以，能否跨过这个坎就是预言要做的，这个坎是淘汰，却不是毁灭，所以更像是选择，给每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为了不让人们因迷失而选择错误，所以预言也提示人们，将有圣人出现，而圣人也许就会告诉人们怎么选择才能走过这个坎。 “时间游走，年岁搁浅，斑驳的影子映着千言万语。” 他（她）将如何提示我们现在的人呢？ 历史上大圣大觉，都曾以普通人身份降临人间，他们为了度化众生，历尽辛苦: 耶稣一降生就被人追杀，他劝人行善，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孔子三岁丧父，他教导仁义，周游列国，却绝粮陈蔡；释迦牟尼亲自带领僧人要饭，并受到外道诋毁；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匆匆而去。 所以，圣人也许是像耶稣一样，讲出来很多让人信服的道理，从中拥有许多弟子；也许，圣人正因此遭受很大的诽谤、磨难和痛苦；或者，圣人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英雄模范人物形像，是被妖魔化的“人”或“事”。 “人活在世上，总是被不断的误解，而正是这些误解，成就了最好的‘我们’。” 有关圣人的某些“神话”（或预言）用我们现在的“科学体系”也许很难解释，但，未必是假的。也许，历史的形成是为了给我们某种提示，让我们从中找到某种答案来迎接哪些难以逾越的“坎”。 大雄师尊释迦牟尼佛远在古印度传法，为何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为何佛经中预言着弥勒佛会再来人间？ 为什么圣经里还提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弥撒亚的降临（末日大审判）？ 难道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终极目的，耶稣、释迦牟尼、老子这些“大圣”“大觉”才降临人间（并留下预言）？ 这些“先圣”的预言难道仅仅是为了教导我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还是警示我们“神”以它无边的法力智慧操纵着历史前行的每一个脚步，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神”有目的而导演的一场恢宏大戏？ 中外许多“先知”或“圣人”对“万法归一”这个伟大时代都有过预言。 “万法归一”就是指历史上的各个教派与修行法门，都归宗于唯一的终极超越之道法，或可称之为宇宙真法，最根本之道法，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包融一切，涵盖万有。 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弟子，末法时期他的法已不能救度世人，其时将有“转轮圣王”下世传宇宙真法、救度众生。明确告诫他的后世弟子和世人，到末法时期不能墨守佛经中的法理，而应接受“转轮圣王”所传之法。“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法华经》。这是释迦牟尼当年对“万法归一”这一天机的预言。 “信手拈来的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 在《圣经•启示录》中，耶稣从三个方面向他的信徒和世人谕示着“万法归一”的天机： 第一，耶稣明示他是为见证“神的道”而来的。《启示录》中写道：“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耶稣基督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些描述证明了主神（万王之王）宇宙至尊的地位，同时也说明耶稣用自己死而复活的传道经历为“神的道”作见证。 第二，耶稣谕示他的信徒应该接受神的印记。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十四万四千人受印”和第十四章“十四万四千人唱新歌”中，描述了从日出之地（东方中土）来的天使，拿着永生神的印，印了神的众仆人的额的情节。这是在告诉信徒们，来自东方的天使使许多基督徒认同了主神的宇宙真法（受了神的印记），那么他们就在神的宝座前唱新歌，以此喻示他们不再诵读过去的经卷，而是诵读宇宙真法。在《启示录》的第九章中用蝗虫“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告诫人们只有认同了宇宙根本精神，才能免遭劫难，才能进入神的“生命册”、进入人类的新纪元。 第三，耶稣谕示信徒用宇宙真法洗净自己才能修成正果。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中，用新耶路撒冷城内生命水的河、生命树和洗净自己的衣服等比喻，告诉信徒们只有遵照宇宙真法修心升华（洗净自己），才能得到正果。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 在《格庵遗录》中，以“前无后无初乐道，不可思议不忘春”来形容宇宙道法的伟大，空前绝后、不可思议；同时，还明言了此时一切宗教全失效。这是神在四百多年前对“万法归一”的预言。 明代刘伯温在预言这一时代时写道：“上末后时年，万祖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是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祖，不遇金线之路，难躲此劫，削了果位，末后勒封八十一劫。”预言了末法时期不只人间宗教，宇宙中其它“神”“佛”之法也不能自救，众神佛如不同化宇宙真法，则在劫难逃。 “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人生有所造就，就必须懂得在关键时刻把自己带到人生的悬崖，给自己一片悬崖其实就是给自己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万法归一”的未来（也许，是现在进行时），谁也不会忘记各大“正教”的历史作用与功绩，不会忘记他们的辉煌历史和经受的磨难。 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耶稣、老子、孔子等圣人临世，在人间传经、布道，开创了东西方各具特色的“修行”文化，形成了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各大正教。这些宗教的创立、存在和发展，不仅延缓了人类社会走向败坏的进程，更要紧的是，为今天真正的学习亦或“修行”起到了奠定基础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各种预言中，几乎都提到了最终的世界大同。 在推背图59像，谶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 在诸葛亮马前课，第十三课：贤不遗野，天下一家。无名无德，光耀中华。 世界大同是个什么形式呢？国家消亡了吗？ 推背图中“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拆去边界墙间隔，不分你我，以联邦制组成一个地球村共同治理了。 “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是说在圣人的指引下，世界和平，不管黑人、白人、黄人、棕色人没有了歧视和纷争，和睦相处。 “一个位置对于‘自己’是否最合宜，标准不是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争夺它，眼红它，而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真正感到快乐。” 我们看看欧洲：从1985年几大欧洲国家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边界检查的条约》之后，在这里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就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可以随意漫步、自由通行的“无国界”状态。没有检查站、没有围栏更没有士兵，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国界已然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事物。 瑞典和挪威的边境线，仅一条白线，居民可任意来往。 也许，将来的世界大同就是这样形式的。 此时所有国家都统一到一种制度、一种信仰之下，没有壁垒，没有隔阂，没有分歧，没有战争，没有恐怖主义的威胁，没有流氓国家的敲诈，所有国家以类似联邦制那样的形式存在，还要什么国家界限？到时候所有的国家边境墙都将被拆除，这就是世界大同。 《步虚大师预言》说中国的世界圣人：使“天地复明，处治万物，四海讴歌，荫受其福。” “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 一个科学、“国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应该能够科学表述各类信仰、各类文化的各种相同、各种不同、各种转化，并能形成各种辩证的知识体系，成为贯通和联结起人类知识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这个桥梁和纽带，进而，沟通宗教与科学，沟通古代与现代，沟通东方与西方，沟通我们人类的意识与无意识，去表征组成的内在世界，寻找生命的、自然的、宇宙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就是： 继古圣百家之所长，融东西文明之精粹，汇科学之精华，承真理与天下。人文与科学的结合，理科与文科的熔融，思想与智慧的相知，成就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它们如同山脉一样巍然相连，给我们带来高贵的尊严、深沉的力量和前行的勇气，让那些蒙尘的心灵清新自然，光洁明亮。 “当我们的灵魂通过那窄长漆黑的生命通道向另一个未知之处飞去时，人世折磨得我们痛苦不堪的一切恩怨是非都释然超脱了。” 为什么中国叫“中”国？为什么说“大戏五千载，中原是戏台”？ 为什么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早就被先圣们预言到了？为什么各个预言都提到今天的东方会出现圣人？ 中国，这片被称为“神州”的神秘土地，难道真是神选中的土地，以那一个个精心策划的预言为蓝本，在这“世界的中央之国”上演了三千多年“蓝天为幕，黄土为台”的历史剧吗？ 神学＞or＜（人性+次第相续心） ＞or＜文明？ 也许，弄懂了这个公式，我们就研究清楚了文明的诞生、发展、延续或灭亡。 《竹书纪年》上卷：“凤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专家说，随着岁月的变动，地球上的文明本身就会出现变动，比如说几百年就会变动一次，人们用与之对应的天象（如，五星齐聚）来记录这个变化。也许，在这条时间线轴上本就经常发生变动，经常会有大事发生，只不过割裂来看就是很久发生一次，这是时间带来的感受，而不是五星齐聚本身所带来的，所以五星齐聚可能只是一个计算方式。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古人在观测这个现象的时候知道角度一说吗？他们会观测五星的角度吗？ 五星连珠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1.比较经典的定义，就是指五大行星出现在天空的同一侧，相互之间相对于的张角小于九十度； 2.行星在空间上排成一条直线，或者相互之间相对于太阳的夹角小于某个数值；清代钦天监缩小其范围，规定五行星的黄经相差小于45度时才叫“连珠”； 3.古代星象学非常复杂，五星聚在一起是存在一定角度的，现代天文研究者张培瑜的书《伐纣天象与碎鼎五星聚》曾说明，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角度应小于10度，才算真正的五星齐聚的奇观。 “求知要进一步想，处事要退一步想。”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五星齐聚的现象一共有9次，其中被详细记载下来的仅有4次。 这几次五星连珠的出现，在当时都发生了怎样的大事呢？难道每次五星连珠就真的预示着世界变化吗？ 根据记载，历史上五星连珠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1953年，也就是夏朝时期（传说，夏朝是天神统治的时代，比如史记就曾记载大禹的后代就曾养过龙族，这也是第一次对龙的描述），这一年有一个名叫韩浞的人篡位，把大禹的后代赶出了领地，并统领了40多年。 第二次五星齐聚发生在公元前1059年，这一次的现象被记载于《史记》中，当年周文王改朝换代，十几年后姬发斩杀了纣王，换来了百姓的太平盛世。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185年，这一年是汉高祖在位的第二年，吕雉杀了少帝刘恭，具有了一定的统治地位，百姓之前深受楚汉之争饱受苦楚，而今又受吕雉的暴力统治苦不堪言，在吕雉统治了6年之后周勃发动了政B，消灭了吕氏，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美好时代。 第四次是在公元710年的唐朝，李隆基成功执政，开启了唐朝的开元盛世，更有了杨贵妃、李白、白居易……等留名史册的人。 古代历朝历代君王都会设有专门观星的职位，以便自己可以适时地趋吉避凶。那时，人们将天空看作是天界，认为天空中出现的奇特景象都将影响人们的生活轨迹，而通过观察天空星象可推测人间的吉凶祸福。 “用一个十年拉扯自己长大，那时未来已达，星辰开花。” 禁止出国的一级文物，上面有八个字，对2040年中国作出准确预言？ 在新疆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片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圆角长方形的织锦。表面看来，不过是一块色彩鲜艳的丝织品，却跻身国家一级文物，并且属于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这件精美的织锦也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1995年10月，一支中日考古队来到新疆民丰县，考察神秘的尼雅遗址，他们挖开了一座双人古墓，其中的男性遗骸，系着一片织锦护臂。 古代称青、赤、白、黄、黑五种颜色为正色，织锦用更为明亮的绿代替了黑，其它四种颜色不变，织出麒麟、白虎、仙鹤、凤凰等瑞兽以及星星、云彩、仙草，花纹之间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汉隶（篆书汉字）。 织锦被定为国宝，是源于令人惊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它更震惊世人的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八个字。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当年作为中日考古队的中方队长，亲手发掘了这张织锦，名字神奇地契合了“东方”二字。 “借着‘你’的光，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 这件织锦制品是干什么用的？织锦是如何制作的？织锦上的文字，是写上去的还是绣上去的？文句的意思是什么？上面的珍禽瑞兽是什么象征元素？把文字置入彩锦上的用意是什么？是什么部门织造的？是何时织造的？有什么科学史价值？ 在世界文明史上，丝绸制作技术的发明，是令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以丝绸为纽带，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及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倍受世人乐道和关注。 “五星”文字织锦这件文物出土时和弓箭、箭箙等放在一起，受邀参加出土纺织品保护和修复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亚蓉教授表示，这件织锦制品应该是拉弓射箭时使用的护臂。 护臂，主要是指引弓射箭时保护臂部的护具。在我国古代名物词里，称用锦帛毡布制成的护臂为“射褠”；以皮做成的为“射韝”；以革做成的为“射鞲”或“捍”；有些文献里还称为“拾”或称为“遂”等。 因在古代射礼、攻伐、丧葬等不同的场合，又由不同等级、尊卑身份的人使用，所以它的用料、形制、尺度、工巧精细程度等均有所区别和不同。这件护臂使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高档织锦制作，无疑是一件至为特别的物品。 “涓涓细流，浩瀚江湖，全看我们如何相遇。” 织锦上的文字是织造出来的（不是针绣、彩绘制作的）。织锦的创造，凝结了古代织工的艺术创造、智慧才情和辛勤劳动，所以，《释名》里解释了锦的华贵时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帛与金也”；《汉书·食货志》里在记述了织女的辛勤时，称“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经学家们在给这一令人惑解的文字注解时，仿佛充满着同情和怜惜：“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 经过纺织考古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文字织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平纹五重经的组织在汉锦中较复杂，也极为罕见。织物的右侧幅边尚存，按照汉晋时期的织锦幅宽“二尺二寸”即约合50-51厘米来计算，制作护臂的锦料只是整幅“五星”织锦的半幅左右。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祥瑞花草、瑞兽、瑞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图案，在出土的汉锦中是首次出现。 汉晋时期祥瑞被强烈关注，符瑞元素经常地影响到各类皇室艺术的设计；在“五行说”的深刻影响下，五星、吉祥云纹、甘露、木芝、木连理、龙、麒麟、凤凰、鸾、比翼、乌、雀、燕、鸠、雉、马、白鹿、狐、兔、虞、白狼、比肩兽、龟、鱼等都是祥瑞之兆示。袁宏《后汉纪》记载，“自元和已来，凤凰、麒麟、白虎、黄龙、鸾鸟、嘉禾、朱草、三足乌、木连理为异者数百，不可胜纪。咸曰：‘福祥以为瑞应。’” 《东观汉记》则更明确地记述“章帝元和二年，祥瑞屡见，凤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鸟、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 “‘我’涉旷野丛林中来，‘你’撑船渡‘我’，入灿灿花海。” 对照历史文献，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祥瑞图案，自右至左依次可称为：凤凰，鸾鸟，麒麟，白虎；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见诸正史的官方的祥瑞记录，反映了当时祈求祥瑞太平社会文化、风俗背景和观念的取向，历代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以图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瑞和营造祥瑞氛围自然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祥瑞思想体系的一部分，符瑞元素也就被艺术化地创造出来，并且还被赋予了道德的属性。 《艺文类聚》卷98引《白虎通》，完整而精粹描述了“德化瑞应”的理想境界：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荚起；德至鸟兽，即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见；德至山陵，即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车，泽出神马；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风至，钟律调，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 “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我国古代，关注天象的历史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中国古代星占和天文历法是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而且中央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所以能够使用这些星占用辞作为织锦吉祥语，只能是皇家织造官府——织室。汉晋时期文字织锦织造用工更费，设计、生产和享用，受政府服官、织室等部门严格管制，存在较为严谨的工序和要求，因此吉祥语文字织锦珍奇富贵，品质奢华，多用于政治色彩极强的封赏赐赠，具有极其特殊的属性和价值。丝绸输出和使用上的逾制和民间乱禁，明显是有禁断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由于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织造，应当是汉晋皇家织室、服官生产制作的，其使用可能也存在极为特殊之处。这也为我们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内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就曾写道：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佽飞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将军兵。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羌人侵犯中原边境，汉宣帝派名将赵充国出征，又卜卦得“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后来，赵充国果然击溃羌人，取得大胜归来。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五星是指：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填星（土星）、太白星（金星）和辰星（水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 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从地球上观察它们会合、会聚天象出现的概率小，所以它们各自的性质、亮度、形状、大小、颜色等变化，以及经过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处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们赋予了特殊的星占学意义；而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汉书·天文志》里有这样的文字：“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荡，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五颗星全聚在一起，古人称之为“五星聚舍”“五星连珠”。而历史上，一旦出现“五星聚合”的奇观，往往也伴随着划时代的大事件。比如，殷衰周昌、诸弱齐强、楚败汉兴…… 在星占学中，五星聚会预示着三种征兆，即吉、凶、改朝换代。 《开元占经》中说，木星所在，五星聚于一舍，预示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火星所在，五星聚于一舍，预示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土星所在，五星聚于一舍，预示其下之国可以重德致天下；金星所在，五星聚于一舍，预示其下之国可以兵致天下；水星所在，五星聚于一舍，预示其下之国可以法致天下。五星聚会主吉时，预示王者有至德之荫。五星聚会多主凶。如五星聚于亢宿，预示五谷收刷艰。五星相聚，预示皇帝会下台，失帝位，或者预示皇帝昏庸，国家大乱，公侯起兵造反。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展成大地的模样。" 按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这五颗星一旦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有利，自会繁荣昌盛，是一种祥瑞之兆。 织锦上织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语文字，是我国古代星占用辞，是我国古代先民在观天象，审辨吉凶祸福的过程中，根据先秦--秦汉时期产生、形成并趋体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或谓“天人感应”思想及《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思想，通过对五大行星的星占学考察，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占辞术语。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但这本天文著作在宋代就消失了，《开元占经》中有部分引述。 如今留下的最早记录在《史记·天宫书》，文中写道：“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汉书·天文志》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正史中也见相同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由于古代星占学体系最基本格局至迟形成的战国时期，“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祛祥、候星气尤急”，加之术数家又创“五星失行，州国受殃”等学说游说君主，人们充分重视、关心五大行星天象所兆示的天意的结果；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公转于恒星背景之中，人们能够观察其运行规律，并用数学方法准确地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行情况。 “相信尘埃里会开出一朵花，因为曾有漫天星光，亮透胸膛。” 五星在运行中，不断呈现出光线长短与光线亮暗的变化，而这即是古人判断人间吉凶的依据。与五行一样，五星之间也存在着相生与相克的关系，古人往往以此来判断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祸福。 鉴于此，人们也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汉代《史记天官志》中说，“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其中，阴阳与日 月相符，五行也相应于五星。才有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叫法。）之五佐，佐天行德；现实关怀的是——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国大事。 东汉的张衡说：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楮成于天。这是关于五行与五星关系的说明。 因此，《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的占辞也就有了正统的袭用和承传。 佛典中，也蕴含着甚多天文星宿资料，且往往将星宿之运行与人事祸福或密教修法相连结。比如，《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一云：“见虚空中有诸列宿日月五星，昼夜运行各守常度，为于天下而作照明。” “保持浪漫和热爱，尘埃落定前必定是星辰大海。” 在我国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天命”可知且能转移，它归于“有德”者；赏罚之柄虽在天，但人却能改恶从善，以感动天，亟修善政，化凶为吉，所谓“天惟时求民主”。 而且，“天”是人格化的，它会垂天象，兆示人间祥瑞、凶异。“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而当国家昏乱时，自然间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若“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白虎通·灾变》亦云：“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 “天人感应”思想，“天垂象，见吉凶”的观念及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先秦--秦汉不同历史阶段，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迷信的发展，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并渗透到文化各领域乃至社会实际政治生活之中，构成了我国古代星占术的思想基础。 “披上铠甲手握长枪，用尽所有捍卫‘我’所追求的光明与温柔。” 而给我们带来震撼和美好憧憬的“五星出东方”，何时能和我们再次邂逅呢？ 致力于研究“五星聚合”现象的美国汉学家、天文考古学家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他学习亚洲语言就是为了研究我国古代星象学，他将“五星聚合”现象和历史大事件进行现代科学分析，发现两者对应十分精准。 比如，由于我国历史曾出现过断层，其中，武王伐纣的时间存在过诸多争议，据说，武王伐纣时出现过五星齐聚，其实，这是班大为在研究五行和天象后发现的，也因此，武王伐纣的时间被确立在了公元前1046年。 在他的论文里还大胆推测，下次五星聚合的奇观会在2040年9月出现，并表示届时中国可能再次走向繁荣昌盛。天地回转，日月流逝，科学家们通过“五星聚”研究，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这一罕见的天文奇观，班大为的“预言”或来自于此。 “安静下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和时间相遇。”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历史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也曾预言：“他们（中国）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1920年，罗素来到中国作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做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出版了《东西方文明比较》，被孙中山先生称作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罗素写道：“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资金，缺少图书馆，但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 为此，他断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 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罗素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罗素在逻辑哲学层面的分析，可能要比班大为和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1904年1月5日— 1997年1月25日），德国移民后裔，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及特异功能者）的“预言”更令长期接受现代源自西方的实证科学教育的我们易于接受。 如果把预言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外围现象的推理、分析来判断事物的本质，进而得出结论，且，现实成功预言；同时，那些预言家都运用了系统的逻辑程序和专业的操作手段，那么，预言与预言者都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你们尽可占有古代和未来的世界，让我们洞察今天的生活吧。把隐藏其中最崇高的精神因素写出来吧，因为最崇高的东西往往隐藏在自然界最偏远最微末的地方。” 其实，产生这些预言的宗教，都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遇到过危机，基督教也不例外，其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便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来的悖论。既然上帝全知全善全能，就应该知道两人偷吃智慧果，既然吃了说明其并非全知，知道不阻止非全善，阻止不了非全能。然而，大量奥古斯丁神学（Augustinus’ theology ，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给出的解释有效化解危机。“上帝把选择权交给人类，而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 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同样内含悖论。相信上帝造人就不存在人类进化问题，而相信人类进化而来则不存在上帝造人，二必有一假，任何一假都会瓦解基督教。然而，保罗二世一句话化解了危机：“肉体是自然的但灵魂是上帝给的”。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所言：“天道远，人道迩。”鬼神是天道的问题，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人道迩”，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为主，所以敬鬼神而远之，是敬而远之，不是不信。 事实上，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古代历史，政治与宗教基本没分过家。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汉高祖、唐、宋、元、明、清……，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和宗教发生过关系，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国外也同样。 “就算每个人是一座孤岛，也会有海水将我们相连。” 世界人类文化，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 如果讲宗教史，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唐太宗捧出来的）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于儒教，不用说，也是照捧，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准他在广州盖庙——建教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都“请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么教，他没有表示。据后来考证，他应该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态度上，他绝对公平，过去尽管没有宪法，对宗教还是“一碗水端平”的。 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时对工作，对政治非常有帮助。不过上面一个“敬”字很重要，应该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仑，绝不迷信，他当皇帝以后，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却跪下来，跟着别人一样礼拜，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个人的事，处大事时，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 孔子还说，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不轻视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领导人聪明的，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犯上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这样一来，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别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这几十年来，一些“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错了，没有关系，再改。这一来，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这句话听了很过瘾，非常有气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仑并没有成功，他不会成功，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 “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拾翠寻芳。” 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有什么更出类拔萃的？ 一个老成谋国的人，要注意这个“难”，先难而后获，这就是用仁之道。 南怀瑾曾说，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人类，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 在从古至今的的中西方灾难文化PK面前，我们治标又治本的"大禹治水"的思想，与西方及美洲的"诺亚方舟"策略相比，都体现了更多的“次第相续心”的“人性”光辉，也许这也是“神性”的展现。 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真的，因为今天的实干就是明天的灿烂。 “飞瀑之所以能飞流直下一泻千里，除了它有深厚的积聚之外，就是因为它选准了一个突破口。千里良驹闯进迷谷，急需的不是在断崖绝壁上的左冲右突，而是冷静地分析出路在何方。”
历史上所有著名预言，均指向“万法归一”的伟大时代？我们是否正处在“万法归一”的伟大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