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0 08:13:04 点击次数：6
前言
同志们好，我是渤瀚。今天渤瀚想科普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也很有争议的话题，即美国的基因科技和基因武器的历史。在两个月前，渤瀚曾经发过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是彭培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内部讲话。
内容大致如下：
各位长官；
再次祝贺你们！现在，演讲要保密了。我来这里之前特朗普总统专门叮嘱我：“别吓着那些孩子们！”但我认为我不得不把话说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完美的完成我们的战争。
事实上，人类历史一直就是和各类战争纠缠在一起的。对苏联，真正的战争不是群体作战，我们用经济战给了他们一个残酷的教训；对伊拉克，真枪实弹才是真正的战争；然后我们投掷了一枚原子弹来摧毁了萨达姆.候赛因。中国有一个智慧的名言是这样的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用流血，不用牺牲无数的士兵就能赢得战争，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此，我之前就说服特朗普总统即使中国袭击台湾，我们也避免军事干预，这会带来重大损失。我们的航空母舰可能会沉没，我们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被中国打击，这会引发世界核战，从而终结人类摧毁整个地球。即使我们一流的反导弹系统能够把中国夷为平地，数据表明，我们袭击之后留在中国的核力也将足以使地球倒退数百万年。
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不能在爆发一战或者二战那样的战争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更机智的办法来摧毁我们潜在的敌人，包括中国，俄国，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并且确保我们的人民不受伤。
长官们，现在你们可能明白了，特朗普总统所说的秘密武器绝不是一枚小型炸弹而是目前世界流行的新冠病毒！互联网上某些广为流传的理论是真的。国防部把这列为顶级机密，GOF的最终目标是开发生化武器，并且只有那些签约参与研究和开发的大学和科学家是被隐瞒的。
你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和开发远比制造一个F-35战斗机要复杂的多。首先，我们必须基于不同的种族的DNA来预设用于袭击的病毒的基本特征以及设置是否这个病毒袭击的后果会像埃博拉病毒那样导致迅速死亡或者广泛传播以及像艾滋病那样遗传给下一代。我们更喜欢快速死亡，因为这看起来更实用。然而，病毒学家认为迅速死亡会削弱病毒的传播。国防部做了一些折中，这样就既可以促进病毒传播，又可以通过降低迅速死亡率来增加伤亡人数。
为了使所有部分都符合联邦法律，国防部把这项工作分解了。许多公司和研究所共同承担这项工作的不同部分。有些负责收集天然病毒样本；有些负责设备的研发；有些负责修改基因；有些负责研究种族差异；有些负责哨兵实验室的测试；有些负责药物研发；有些负责处理负面新闻，这意味着整个工作是机密的。即使有人能把它们联想到一起，他们会被当成疯子，不会揭露我们的真正计划。
实际上，20世纪的SARS病毒就是生化武器，前些日子流行的SARSⅡ也是。有些傻科学家起初并不知道他们手中病毒样本的危害以及传播途径，不专业的防护措施导致了病毒的泄露。早在2014年政府责任署就这个问题曾发出警告，但是并没有健全的程序来约束科学家的行为。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吗？据CIA掌握，自2010年以来侦查到的泄露就超过50起，包括病毒，细菌以及辐射。
尽管新冠病毒的泄露是个意外，结果却帮了我们国家一个大忙。当初研究新冠病毒预设的目标人群就是印度、中国、日本以及意大利人，他们肺部的ACE2蛋白很高，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感染。白种人和美国黑人体内的ACE2蛋白相对要低，因此在新冠病毒面前他们相当安全。对于我这种意大利裔美国人，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对SARS2免疫。
从两方面来说，发动这次战争的最终目标是获取资源。
首先，资源是有限的，不应该被底层阶级浪费，他们的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环境的恶化，对我们的进步造成消极影响。从历史角度来说，战争是减少人口的最佳途径，如果没有一战和二战，地球人口早就爆炸了。所有，我们可以看出新冠病毒的泄露其实是个伟大的成功，它杀死了第三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口，还会继续杀死更多，使我们居住的世界更美好。
另外，我们要从我们的对手和敌人那里剥夺资源，包括财富和自然资源。人们为了治疗SARS2或者预防它，不得不购买瑞德西韦。所有的制造商都是国防部的供应商，这意味着全球都在给我们国家送钱。在我看来，这是比暴力抢夺、战争赔偿或者武器销售更明智的获取资源的方式。
因此，这次泄露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也使美国再次伟大了！先生们，你们的使命随着高科技的进步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们要理解，当你们被部署到世界不同角落的时候，你们将面临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维护世界秩序、确保美国优先是你们的使命！
现在，第三次世界战争已经打响，更多的泄露还将继续！
冲吧，去掠夺世界吧，我的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
迈克尔·理查德·蓬佩奥
不过在文章发出后，许多同志私信反馈，感觉证据不够，信源不足。为此，渤瀚决定用更多的真凭实据，将美国关于其“不能制造病毒”的谎言一一戳破。
终于，经过了两个月的努力，渤瀚将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并按逻辑顺序形成了一系列文稿。全文有33428字，同志们可以先收藏再看，如果怕忘记，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里进行备份，这样点开自己的朋友圈就能看了。
综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体制谁优谁劣，对比一目了然。重重危机之下，不管是懂王还是睡王，都祭出了“甩锅大法”，在其情报部门和种种NGO的暗中配合下，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暗度陈仓、栽赃陷害等等方式，或造谣“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是病毒源头，或造谣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云南的蝙蝠，是中国人吃野味等不文明行为导致的全球大流行，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新冠受害者家属，向中国索赔。
在新冠起源问题上，美国的政界、情报界、科学界看似有分歧，有的秉持“中国实验室泄露论”，有的秉持“中国自然界起源论”，但其实都是险恶的连环套，目的都是向中国索赔。
2020年5月12日，时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病毒溯源问题发表如下言论：
“肯定有很大可能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有猜测说，它（病毒）来自湿货市场（野生动物市场），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一个是好答案。我认为我们知道它（病毒）来自武汉，并且我认为有间接证据表明它可能来自实验室或野生动物市场。”
实际上，新冠病毒刚刚被发现的时候，中国和全世界很多的生物学家和战略研究者就指出，这种病毒很可能是美军实验室制造的。
然而，某些科普党纷纷站出来替美国辟谣，将这种说法污蔑为阴谋论。
其主要观点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说用基因改造工具比如CRISPR对冠状病毒进行改造，肯定会留下相关痕迹，但是新冠病毒没有这些痕迹，所以就是自然产生的。
另一个就是在全球各个实验室公开公布的通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中，并没有和新冠病毒非常接近的，所以就是自然产生的。
后一个理由比较离谱，很多美国科学家对此指出：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将我的实验室数据十年二十年后才公开。”
即便是美国的一些生物医药公司的重点实验室，他们的一些先进的、独家的技术，也不是完全公开的。更何况，美国庞大的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所掌握的基因改造技术和相关数据，则是完全不对外公开的。
对美国基因编辑技术或者说基因改造技术、遗传工程技术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或者故意释放的话，最大的嫌疑人，或者说唯一的嫌疑犯，只能是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生物技术和生物武器拥有非常强烈的渴望，为了研发生物武器，美国不惜全力庇护德国纳粹和日本生物武器战犯，比如纳粹德国生物武器的头号专家是埃里希·特劳布、日本“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等等，使之免受审判和惩罚。战后美国军队生物武器实验室还高薪雇佣这些人为其工作，这些人为美国武器的研发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埃里希·特劳布后来为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服务，并成为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石井四郎也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
虽然苏联人也很看重国家利益，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倒是更加重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原则。在“731部队”中，有十几名科学家被苏联捕获，并遭受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这些人供述的确对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被告人随后被监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则声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内容不实，为了庇护“731部队”战犯，美国政府也是拼了老命了。
在这里，提一个建议，就是日本“731部队”在华罪恶行为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和后代，应该组织起来起诉美国政府，要求给予民间赔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生物武器还处于传统阶段，但是美国就已经想清楚了如何使用。
美国的战略是将其明确定性为“秘密使用”，并且要用“疾病的自然爆发”来掩盖对敌国的生物战争行为。
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
“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再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
很快，生物武器就进入了基因工程时代。
1953年2月28日，英国科学家吉姆·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剑桥大学生物实验室论证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
1953年4月25日，他们合作在《自然》杂志发表了相关论文，分子生物学时代正式开启了。
按照这种理论，生命的本质，可以被看作是一长串的线性代码，也就是遗传的蓝图——DNA脱氧核糖核酸，它可以被看作由4个字母组成的长字符串——A、C、G、T，它们分别代表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胸腺嘧啶。这4个字母不是随机排列的，而是三个一组的精确排序，每组都编码一个特定的氨基酸，也就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于是，由4个DNA字母组成的线性代码就可以先“转录”为RNA（核糖核酸）——然后“翻译”为蛋白质。蛋白质由20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DNA的字母顺序与蛋白质中氨基酸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DNA转录和翻译过程了解这个秘密后，人类并没有马上掌握干预和改造这个过程的能力，直到1960年代才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日内瓦大学的沃纳·亚伯（Werner Arber）在60年代发现了细菌也有自己的微型免疫系统，就像人类可以被病毒感染一样，细菌也有自己要抵御的病毒，叫作噬菌体。但是其中的原理和细节，却不是很清楚。
直到1970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汉弥尔顿·史密斯（Hamilton Smith）公开了其中的细节：细菌会产生具有催化能力的限制性的蛋白质酶，这种酶可以识别入侵的病毒基因组中特定的DNA序列，一般是4 ~ 6个字母的短序列，并在这个位点把DNA切断。每个细菌物种会产生一套自己独特的切割酶，酶的数量从一个到多个不等。后来他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种酶之所以叫限制性内切酶，是由于它只切断外源DNA。比如大肠杆菌能产生一种限制性核酸内切酶，能专一识别GAATTC序列，问题在于这个序列在很多长DNA中都会出现很多次，但这种酶没有把细菌自己的基因组切成碎片。原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大肠杆菌有保护自己基因组的机制，比如，细菌DNA上的GAATTC识别位点带有甲基的化学修饰，所以基因组里的这些位点就不能被切割。
实际上，汉弥尔顿·史密斯发现这个机制的时间，比公开其研究成果的时间，要更早些，比如他在1969年春天给同行的一封信提到，他在流感嗜血杆菌中发现了限制性内切酶。
在这一发现被公开之前，即1970年之前，美国国防部就准备大力投资，利用这种发现的技术来研发基因武器了。
我们查阅了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发现早1969年美国国防部就从国会争取到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意图是研究出能在生物战中使用的破坏人类免疫系统的生物制剂。
1969年7月1日，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会关于1970年国防部拨款听证会上，国防部副主任麦克阿瑟博士向国会提出如下要求：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研究这一学科与生物战争之间的关系。一个专家小组研究了这个问题提供了以下研究结论……在未来5~10年间,很可能会创造出一种传染性微生物。它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任何已知的引发疾病的生物不同。最重要的是,现在使我们抵抗传染病维持相对健康的免疫治疗学很可能在这种生物面前无能为力。可行性研究项目约在5年内完成,需费用1000万美元。”
出处：《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70》，1969年7月1日，星期二，第91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关于1970年国防部拨款的听证会《陆军部研究、开发、测试、评估第5部分》
国防部副主任麦克阿瑟还提到，分子生物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该领域高素质的科学家并不多，几乎都在大学实验室，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 (NA8-NRC) 应启动一项适当的计划，“这件事很有争议,许多人认为不应开展这项研究，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对大批人口的再一次大规模屠杀。……如果敌人研制这种武器,那么我们就存在一个潜在的军事技术薄弱环节。”
美国在生物分子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时，就打着生物防御的旗号进行生物战研究。
下图是一位相关人士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美军第一手原始档案证据：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1970》从1969年7月1日这个时间点看，美国国防部对生物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掌握、了解，是远远高于科学界本身的。
此时，汉密尔顿·史密斯等人刚刚做出了相关研究成果，并没有对外公开发表。
换句话说，学术界自身都不知道。
然而，美国国防部此时就已经准备拿出1000万美金，用最新的基因技术研发生物武器了。
所以，渤瀚有一个大胆、恐怖且非常符合逻辑的科学推论：
1970年以来，全球发现的所有新型传染病，新发现的致命病毒和细菌，都不能排除是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基因工程的产物。
当然，从技术上说，仅仅发现限制性内切酶，仅仅是遗传工程或者说基因工程得以开展的一支靴子。
另一支靴子的落地，是DNA连接酶的发现，这一点时间更早。
196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马丁·盖勒特（Martin Gellert）与斯坦福大学的鲍勃·莱曼（Bob Lehman）发现了另一种酶，可以把两个DNA片段连在一起，这种酶与与制造DNA新链的DNA聚合酶一同发挥作用，参与DNA的复制。
即便如此，基因工程的方法仍然不是很完善，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限制性内切酶直接导入细胞，它就会在多个位点切割基因组，从而杀死细胞。
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在1972年的一次分子生物学的会议上，研究出了利用质粒来进行基因工程的方法。
质粒(plasmid) 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从细菌、大型真菌、酵母到植物，甚至人类机体中都含有，是染色体以外的DNA分子，有DNA 质粒，也有RNA 质粒，有线型质粒、也有环状质粒。当时被称为“分子寄生虫”，它会利用宿主细胞的DNA复制机器来实现自身的复制。
两位科学家发现，可以用质粒把任意物种的基因运输到细菌细胞里，它们不仅可以与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一起复制，还可以表达出有功能的蛋白质。只需要用限制酶切开目标基因和一个质粒，再用DNA连接酶把它们连在一起，最后把得到的基因构件导入细菌中。
最后一步其实很关键，因为细菌一般情况下不会将这种基因构件吸收进去，对此，人们利用质粒通常携带的抗生素基因来完成这一点，即在含有抗生素的溶液中进行实验，这样那些不愿意摄入质粒的细胞都被杀死，而含有质粒DNA的细胞则存活下来。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保罗·博格（Paul Berg）等人通过化学重组，第一次创造出前所未见的人造DNA分子。
他们利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切割病毒SV40 DNA(一种猴病毒)和λ噬菌体（一种入侵细菌的病毒）DNA，又将两者连接在一起,成功地构建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人工DNA分子。
后来博格也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不过博格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科学实验的潜在风险，比如，SV40病毒会在小鼠中引发癌症，SV40的DNA片段与各类DNA合成，会产生某种新型的致癌病原体，一旦释放到环境里，将造成无法估计的风险。
1973年开始，博格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这种风险，主张暂缓那些最危险的实验。
不过博格的意见并未在科学界得到一致的支持——
对于美国军方实验室来说，博格所担忧的东西，正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东西。
也就是说，至少从1972年起，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通过基因工程，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一些细菌和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制造出能够严重危害人类的新的细菌和病毒的技术，实际上已经可以实现了，只是这个时候成本较高而已。
很快，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得出结论，不仅仅可以将病毒基因转入细菌，也可以将其转入复杂的多细胞生物的基因组。
1974年，道夫·耶尼施（Rudolf Jaenisch）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转基因小鼠，当时，他仅仅是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博士后研究员。
耶尼施的任务是研究猴病毒40的复制原理。在费城的福克斯切斯癌症中心的比阿特丽斯·明茨（Beatrice Mintz）帮助下，耶尼施用显微注射法成功把猴病毒40植入到小鼠胚胎内，然后把这些胚胎移植到雌性小鼠体内。最后在雌性小鼠繁殖的后代小鼠的基因组中，发现了猴病毒40的DNA。
显微注射法是最初的几种基因编辑方式之一，用显微注射针将线性化的外源DNA片段直接注入小鼠受精卵的原核中，使外源基因整合到小鼠基因组中，从而获得转基因小鼠。它的培育过程简单，周期较短，并且可以进行大片段插入。
但缺点同样也十分明显，由于直接将DNA注射进原核之中，本质是一个随机整合的过程。整合位点随机造成基因组的重排、易位缺失、多拷贝串联整合等都会导致外源基因表达率低，甚至根本不表达。同时这样粗暴的方式也极有可能破坏小鼠内部本身存在的内源基因。
1976年，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和罗伯特·斯万森（RobertSwanson）创立了美国基因泰克公司，将基因工程商业化，他们的产品有施他宁（一种调节生长的激素，可以用来治疗肿瘤和生长异常）、人类胰岛素等等，这些都是用细菌生产的。
从理论上说，对小鼠进行转基因工程，使小鼠表达另一个复杂物种的基因，其困难程度比在病毒和细菌上操纵要大得多。
在公开文献和数据中，这项操作是1982年实现的。
1982年，华盛顿大学的理查德·帕尔米特（RichardPalmiter）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拉尔夫·布林斯特（Ralph Brinster）将编码大鼠生长激素的基因与启动子（一种编码金属硫蛋白的基因，可以被镉之类的金属启动）相拼接，把生成的基因构件注入小鼠的受精卵，再移植入雌性小鼠体内。结果发现，如果在后代小鼠的食物中加入镉，这些小鼠就会比正常小鼠大很多，因为外源的生长激素基因被永久地激活了。
70、80年代的基因工程，可以称之为传统遗传工程。对于复杂的生物来说，其操作方法一般是是把基因构件随机插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这种方法基本可以用于任何细胞。但是它的效率较低，只是把一段DNA随机丢在基因组的某处，并且只能提供把外源基因添加到基因组里，不能修改已经存在的基因。因此在医学和农业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种方法是对胚胎干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人们用细胞中存在的“同源重组”现象来实现精确控制。所谓同源重组，即两个含有相同或非常相似序列的DNA片段接触时，会触发一种细胞机制，使它们互相交换序列。1989年犹他大学的马里奥·卡佩奇（Mario Capecchi）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奥利弗·史密斯（Oliver Smithies）各自开发出基因打靶技术，他们通过巧妙的药物选择，找出了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同源重组事件，使基因构件能够比较准确的而不是随机地整合到基因组中。这种方法的特点也是非常复杂且成本较高。
进入90年代后，基因组编辑技术被发明出来，基因工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与传统遗传工程相比，这项技术有非常明显的优点：
第一，这项技术可以被实际用于任何动植物物种的任何细胞类型，从细菌到人都可以应用。
第二，它可以精准作用于基因组的任何区域，既可以完全敲除某个基因，也可以进行微小修改，引入某个突变或者荧光标记。
第三，基因打靶的效率极高，因此不需要复杂的药物选择来找出百万分之一的概率的事件。
第四，这种遗传工程方法留下痕迹非常小。
第五，所使用的工具相对容易制备，只要一个人有基本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能、试剂和仪器，就可以掌握这项技术。
基因编辑的基本原理其实就是精确地针对碱基对的查找、替换或删减的过程，即人为地修饰宿主细胞DNA序列后，实现对特定的目的基因片段的编辑，从而达到改变基因的目的。实际上和传统的基因工程相似，这项技术都利用了限制性内切酶，但是，这项技术进一步发现了了某些蛋白的定位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日益成熟，从九十年代的锌指核酸酶开始算，目前的CRISPR可以被归类为第三代技术，虽然分了三代，但其实所有的技术都是类似的原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一共有三种较为主流的技术出现在大众视野，也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
第一代基因编辑技术用的是锌指核酸酶（ZFN）
这种技术是1996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里尼瓦桑·钱德拉塞嘉兰提出的，后来这项技术落到Sangamo公司手里，注册了专利，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以专利为由禁止他人使用，只与少量的科研机构合作。
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里尼瓦桑·钱德拉塞嘉兰（Srinivasan Chandrasegaran）和同事发现，一种叫做FokI的限制性内切酶可以被分成两个独立的结构区域，一个区域执行酶的切割工作，而另一个区域识别要切割的DNA序列。钱德拉塞嘉兰意识到，既然两个区域有如此明确的划分，也许可以把FokI中有切割功能的区域与另一种能识别基因组中各种各样不同位点的蛋白拼接。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作用于任何基因的切割工具。实现这个想法只需要在某种蛋白家族中找到可以识别各种各样DNA序列的蛋白，最后钱德拉塞嘉兰在锌指蛋白中找到了它。
之所以叫锌指蛋白，是因为蛋白的核心处有锌离子，并且三维结构中有长得像手指形状的部分。这类蛋白数目繁多，每个蛋白都能识别一段DNA序列，把不同的锌指蛋白与FokI的DNA切割区域拼接起来，就能创造出识别特异序列的DNA切割酶。
ZFN使得人们第一次能够对各种不同物种的基因组进行精准的遗传修饰。ZFN由负责识别操作的锌指段和负责剪切的内切酶段两部分组成。其中锌指段一般包含3个独立的重复结构，每个结构能够识别3个碱基，一个锌指就可以识别九个碱基。增加锌指的数量可以扩大ZFN技术识别DNA序列的长度，从而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
随着技术成熟，大部分以三个为一组的锌指逐渐被发现并编撰成目录，这些相关数据都能够在公共的数据库或者文献中被检索到。针对每一条需要识别的目标序列，我们都可以使用与密码子对应的方式组装锌指，从而获得能够识别特定DNA序列的蛋白结构。
在获得结构后，研究人员需要经过预先设计出特定的锌指与目标DNA结合（碱基互补配对），核酸内切酶对结合部位进行剪切处理，形成双链断裂。再利用DNA自主修复的机理，实现对基因的敲除和敲入。
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相关政治势力对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一直极为敏感。
1997年春，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等人创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后来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该计划的积极支持者。2000年8月克里斯托尔等人以“美国新世纪计划”项目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国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的报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极为有利。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美国式的和平’。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失去这个良机”。为此，美军队必须通过“军事领域的革命”完成军队的改革。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应发展基因武器推进基因战争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战争艺术将与今天大不相同，‘战斗’可能会在新的层面上展开：在太空、‘网络空间’，也许还有微生物世界。”“能够瞄准特定基因族群的先进生物武器，可以把生物武器从恐怖工具转化为实用的政治工具。”
在这份报告中，不仅仅是新型传感器、新型通信网络、无人机、隐身技术、精确弹药，类似非典和新冠病毒的那种非致命性生物攻击，被认定为是未来新的战争和军事能力：
“弹药本身将变得越来越精确，而新的攻击方法——电子、‘非致命’生物——将更加广泛。”
随后，克里斯托尔联合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向五角大楼提出了基因武器的建议并得到实施。
从这里的冰山一角可以发现，随着美国基因工程技术的不断升级，美国对生物武器的重视程度从未放松。
第二代基因编辑技术，用的是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ALEN）
2010年，康奈尔大学的Adam Bogdanove教授发现了比锌指蛋白更有效的蛋白家族，TALEs（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把FokI的切割区域这个蛋白家族的DNA识别区域拼接到一起，就形成了TALEN。
TALEs是由感染植物的细菌分泌的，能激活植物细胞中特定的基因表达，使病原体更容易在宿主中生长。TALE与FokI拼接产生的蛋白质就叫作TALEN（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因为TALEs的数量比锌指蛋白多得多，用TALEN能改变的基因组区域就比ZFN多得多。人们已经使用这种新工具成功地修改了很多物种，包括酵母、果蝇、斑马鱼、猪、拟南芥，还有体外培养的人类细胞。
然而，无论是ZFN还是TALEN，作为工具它们还是相对“笨重”，因为每次使用都必须合成一个新的蛋白质来产生新的切割特异性，众所周知，蛋白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物质，合成过程十分困难，困难就意味着贵，要加钱。这种不太简便的操作步骤限制了它们在生物医学中的生产和使用。
最终，基因编辑界的大杀器登场了。
这就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
这项新技术的出现，也是得益于对细菌中一种能切割特异序列的酶的发现。
这种酶与ZFN和TALEN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
它使用RNA而不是DNA，引导切割酶找到DNA基因组中特定序列。
如果要详细追溯，CRISPR基因编辑系统的故事还要从一座名为圣波拉（Santa Pola）的地中海小城说起。
1990年，一位名为Francisco Mojica的年轻人正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攻读博士学位，而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圣波拉海滩上发现的一种古细菌。在分析这种古细菌的DNA序列时，年轻的Mojica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微生物的基因组里，存在许多奇怪的“回文”片段。
这些片段约30个碱基，而且会不断重复。在两段重复之间，则是长约36个碱基的间隔。
事实上，这并不是人类首次发现CRISPR序列。
早在1987年，一支日本团队（石野良纯教授为第一作者）就已发表论文，表明大肠杆菌里也有类似的序列。
不少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首次知道CRISPR序列的存在。
然而，这支日本团队当时并没有对CRISPR序列进行详细的研究，因此它的功能还不为人所知晓。
在描述这些“不寻常的”DNA结构时，石野良纯团队下结论说：
“这些序列的生物学意义尚属未知。”
Mojica教授推断说：
“如果两种有着巨大差异的微生物里都有这种奇怪的序列，这就说明它肯定有着某种特殊的功能。”
2002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吕德·扬森（Ruud Jansen）用计算机对不同细菌的基因组进行“生物信息学”研究，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怪异的基因“三明治”绝不是大肠杆菌独有的，拥有它的细菌物种数量之广，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正是扬森和他的同事给这些序列起名为CRISPR。
2005年，几个研究组各自发现，CRISPR的间隔序列看起来很像噬菌体的DNA。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演化生物学家尤金·库宁（Eugene Koonin）库宁认为，细菌会用CAS酶抓取病毒中的DNA碎片，然后在同种病毒来袭时用CRISPR来识别入侵者。
为了测试库宁的假说，在食品添加剂制造商丹尼斯克公司工作的微生物学家鲁道夫·巴朗格（Rodolphe Barrangou）和同事用噬菌体感染了发酵牛奶的嗜热链球菌，病毒杀死了大部分细菌，但有一些活了下来。研究者分析了这些有抵抗力的细菌，发现它们把噬菌体的DNA碎片插入了自己的间隔序列。这说明CRISPR序列对把牛奶转化为酸奶的细菌很重要，而CRISPR可以为它们提供防御功能。这项发现让很多生产商都从自己的培养物中选出了带有特定CRISPR序列的菌株，使培养物能够抵抗病毒的暴发。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这种防御系统背后的机制还不清楚。最后，这个问题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法国科学家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突破了。
沙尔庞捷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当时在研究CRISPR在链球菌中的作用。链球菌是一类细菌的统称，有的会导致喉咙痛，有的具有可怕的“食肉”特性，甚至可能致死。
沙尔庞捷研究的这种链球菌产生的CAS蛋白叫作CAS9。CAS9是一种限制性内切酶。杜德娜和沙尔庞捷发现，CRISPR发挥作用先是通过生成病毒DNA的RNA拷贝，然后这个向导RNA会引导CAS酶到病毒基因组的特定位点进行切割。这就像把文本搜索功能与“剪切—粘贴”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用向导RNA进行搜索，CAS9酶进行剪切。
201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珍妮弗·杜德娜教授与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她们的发现，确认她们所设计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Cas9是一种能切割DNA的内切酶）能在DNA的特定部位“定点”切开口子。在论文中，她们也指出将来有潜力利用这个系统，对基因组进行编辑。
CRISPR-Cas9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其他的工具，比如ZFN和TALEN，每次想要作用于DNA的某个特定位点时，都要设计一个新的蛋白质，但CAS9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便宜、快速、高效，大大小小的生物都适用。
与ZFN和TALEN不同，CRISPR永远使用同一个酶——CAS9，需要更换的只是向导RNA，而向导RNA几天之内就能合成出来，价格也相对低廉，所以CRISPR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比其他技术少得多。
ZFN要比CAS9和向导RNA加起来贵上150倍，因为订一个ZFN一般至少要5000美元，而后者只要约30美元。
到了2020年，他们因此篇论文荣获诺贝尔奖。
不过在杜德娜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美国已经把这项技术应用于军用领域。
2017年7月，美国DARPA公开了一项耗资650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项目，项目名为《安全基因技术》，主要工作是发展有益的CRISPR技术应用，以及研究受到基因武器侵入后如何采取防御性对策。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杜德娜教授研究小组，正是DARPA的受资助方。
2018年9月，杜德娜教授研究小组中的Joseph Bondy-Denomy博士发现了针对CRISPR/Cas9及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12a的抑制剂。Cas12a比Cas9结构更紧凑，更容易进入人体DNA中，使用抑制剂，可以停止CRISPR的工作。
Joseph Bondy-Denomy认为：
“确保CRISPR技术以安全的方式发展是一项关乎国家战略的安全工作，武器化基因编辑可能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但是从长期来看，保护安全的使用这项技术时绝对必要的。”
珍妮弗·杜德娜认为：
“CRISPR最简单的，可能也是最广泛的应用，是切开基因，制造双链断裂，进而诱发细胞修复损伤。这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过程，也会留下独特的痕迹——在CRISPR切割位点的两侧会插入一段短DNA或者缺失一段DNA（合称为插入缺失突变）。”
这说明，那些使用CRISPR基因编辑工具的一般的科学家和实验室，都会在切割位点的两侧留下痕迹。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科学家使用CRISPR等等之类的基因编辑工具的话，是一定会留下痕迹的，这在工具的研发者眼里，寻找这种痕迹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自从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传统基因工程技术和现代基因编辑技术，都是由美国科学家发明的。
CRISPR只是利用了细菌防御机制的一种。
2018年1月的《Science》上，刊登了以色列Weizmann研究所的分子遗传学家Rotem Sorek带领的研究团发表的文章，他们发现了细菌的10种新的免疫系统，是已知免疫防御体系的两倍多，这些新系统的深入揭示，会为开发新的基因编辑工具带来帮助。
研究者们设想，细菌的免疫系统抗击噬菌体往往不会一个防御基因（defense gene）单独行动（比如Cas9或者某个限制性内切酶），而可能是一大堆临近的基因家族一起行动，这样一来，已知某个抗击噬菌体的基因之后，在这个基因的周边或者离这个基因不远的基因组位置上，也必定存在其他的这个基因家族相关的防御基因。
因此，只需要把不同的细菌的基因组放在一起来进行序列比对，就能发现序列同源的基因，最后再把临近的同源基因拼接起来，就能够组装成候选的细菌免疫系统了。
研究者们从大于45000个已知基因组序列的细菌及古细菌的超过1.2亿个基因的14083个蛋白家族中进行筛选，结果筛选到335个候选基因家族，这些候选基因家族可能就是细菌的免疫系统基因家族。
然而，这些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从335个候选基因家族中进一步筛选出真正的新的细菌免疫系统，是一个需要资金投入很高的研究过程，普通的民间实验室显然无法承担这项工作。
但是，资金和研究经费，对美国的军事生物实验室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实际上，无痕的基因编辑技术，在美国的顶级科学家那里已经实现了。
例如，上述杜德娜研究小组Joseph Bondy-Denomy博士开发的Cas9及Cas12a抑制剂，就可以用于研发无痕迹的基因编辑技术。
因为Cas9的切割效率比较高，通俗的话说，就是切割的力度比较大，这会造成过多、过大的非同源末端修复（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
所谓非同源性，是指两个核苷酸的序列差异较大，甚至没有任何相似性。
在DNA双链断裂（DNA doublestrand breaks，DSBs）后，一般情况下细胞会进行自我修复，通常情况下，是将很大程度上没有同源性的两个DNA末端直接连接实现修复，这种修复在大多数情况下，连接的末端都会造成若干核苷酸的缺失，是一种不精确的修复机制，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可以进一步改进，来实现的精准基因编辑。
以crispr基因编辑工具为例，他们可以人为的设计制作出一端与DNA断裂末端同源的重组模板——支架序列，支架序列与将待编辑的外源DNA序列(核苷酸间隔区)共同组成一种短的RNA(sgRNA)，那么在DNA自行修复时，就有机会通过支架序列精准的插入外源DNA序列(核苷酸间隔区)，完成精准的基因编辑，这个过程成为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
由于在使用CRISPR等基因编辑工具时，由于Cas9切割的效率比较高，而实现HR修复的效率比较低，实验室通常使用抑制剂来抑制NHEJ，提高无痕的同源重组的基因编辑效率。
这些高端技术目前只有美国顶级实验室和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才能掌握。
例如，2018年10月，Holly A. Rees 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了《Base editing: precision chemistry on the genome and transcriptome of living cells》(碱基编辑：活细胞基因组和转录组的精确化学)一文。
文章提出，碱基编辑是一种较新的基因组编辑方法，它使用来自CRISPR系统的组件和其他酶，将点突变直接安装到细胞DNA或RNA中，而不会造成双链DNA断裂。
碱基编辑器直接将一个碱基或碱基对转换成另一个，从而能够在非分裂细胞中有效安装点突变，而不会产生多余的不需要的编辑副产品。
这个前沿的研究项目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R01 EB022376（原R01 GM065400）、F-Prime生物医学研究计划(A28161)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共同资助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公共卫生局(PHS)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冷战期间，负责美军生物武器研制的主要机构是陆军医学部。1969年陆军医学部被正式改组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USAMRIID)。
从生物战计划启动伊始，美国公共卫生局(PHS)就密切地配合其研发活动。
为了制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计划，1950年，PHS派往德特里克堡1名联络官与军方就最新监测方法及流行病、疾病控制、人员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等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
美国的任何科技都是军民融合、军民两用的体制，生物技术和生物武器也不例外。
从1950-1970年代，在23年里，美国有30所大学 (研究所)和7家制药公司成为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等，还有国家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联合制药公司和惠氏制药公司。
冷战中期以来，随着美国政府资助规模的不断膨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成为美国生物武器研发系统的核心单位。
据《防务新闻》2004年2月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1年炭疽病菌袭击事件后，作为美国防生物恐怖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陆军、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土安全部投资10多亿美元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狄特里克堡建造一个安全性很高的“全国跨机构生物防御园（NIBC）”。
在这个园区内，这三个机构将分别建造相互毗邻的三个实验室，以促进各个实验室科学家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共同打一场防生物恐怖主义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等等机构得到的中国基因样本是与美国陆军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共享、交流与密切协作的。
美国生物武器研制基地德特里克堡陆军公共关系首长诺尔曼·M·考沃特在《刀刃》一书中披露，1969年整个生物和化学战争研究预算是3亿美元。
1970年11月尼克松签署《日内瓦议定书》一年后，政府不但没有兑现每年削减生物武器研究费用的承诺,国防部的生物武器预算反而由2190万美元增至2320万美元。
尼克松总统宣布加入《日内瓦议定书》后，自1971年开始又通过“为劳动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补充拨款提案”来暗中确保生物武器开发经费。
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国家癌症研究所就以“和平目的”为幌子，在研究经费方面超过了美军生物武器基地德特里克堡，事实上取代乃至接管了德特里克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
据《自然》报道，当时德特里克堡的所有人员“正热切地期望承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交给的卫生研究项目……”德特里克堡的很多科学家“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基础性研究,许多人正在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项目合作,所以无需太多转变”。
正常情况下来说，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所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相关数据，一般情况下都会保密。
众所周知，按照美国的体制，民用商用的最新科技和工具，一定会第一时间被用到军事层面，但是很多导致产生先进军事武器的技术，美国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掌握，一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外溢。
这一点，对美国生物武器和生物产业来说，也是必然的。
换而言之，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已经掌握与已经众所周知的诸如CRISPR之类完全不同的基因编辑技术。
也就是说，他们用这种新型的外界不为人知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来的病毒和细菌武器，是无法被外界识破的。
毫无疑问，一方是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一方由DARPA资助的民用科研团队，他们相互配合，都掌握了人类最先进的基因编辑工具，前者可以制造出最先进的基因武器，后者可以对任何病毒进行检测，来验证其是否为基因编辑所产生，进行生物武器防御。
甚至，很多美国科学家，比如拉尔夫·巴里克之类，脚踏两只船，一手参与制造生物武器，一手制造相关疫苗和药物。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功能增强实验（GOF）。
GOF大概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辐射、抗生素等手段使病毒自行变异，涉及将病毒置于不同的环境情况下，以查看它在没有干预或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演变。比如研究人员将细菌或病毒放在一个装有不同浓度抗生素的巨大培养皿中，观察它如何自然进化以克服抗生素。对新的细菌菌株进行基因测序，看看是什么基因变化导致它们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二是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实现功能改变。将修改后的病毒放在培养皿上或插入动物（如兔子或老鼠）中，以观察这种变化如何影响病毒的特性。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以及微生物系和免疫学系教授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是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权威。
他的团队经常在实验室来合成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病毒，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提前模拟自然界病毒的演化，研究病毒的危害，进而可以更好地研究防御措施，比如开发药物、疫苗等等。
——巴里克的这个理由明显比较奇葩，这等于说“为了预防一种并不存在的疾病和灾难，而把这种疾病和灾难研发、制造出来。”
巴里克的功能增益研究引发了多次学术会议争论，其支持者认为通过GOF可以来检查病原体是否变得更具传染性或致命性，可以用来评估病毒未来可能产生的威胁，有利于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但更多的反对者认为这项技术具有非常高的风险。
201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安全事故促使政府叫停了“功能增益”研究。然而，就在白宫叫停“功能增益”研究时，巴里克教授依然带领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
拉尔夫巴里克介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叫停功能增益拉尔夫巴里克有何底气这么做呢？
根据美国联邦拨款数据显示，拉尔夫·巴里克长期接受美国军方研究资金。自2013年以来，美国国防部资助了3900万美元用于生化武器基因工程项目，其中就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BSL-3实验室。
作为交换，巴里克为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提供研究服务，将自己的BSL-3实验室所研发的专利技术共享给在德特里克堡美国军方实验室。
实际上，巴里克和德特里克堡合作研发冠状病毒的时间线更早更长，比如巴里克等人(Ralph S.Baric，Haw River，NC（美国）；Rhonda Roberts，Durham，NC（美国）；Boyd Yount，Hillsborough，NC（美国）；Kristopher M.Curtis，德特里克堡（美国）)在2006年7月19日申请的《COMPOSITIONS OF CORONAVIRUSES WITH A RECOMBINATION-RESISTANT GENOME》(一种具有抗重组基因组的冠状病毒组合物)(US007618802B2)等冠状病毒重组专利中，德特里克堡的人员被列为共同发明人。
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研究人员的共同专利《COMPOSITIONS OF CORONAVIRUSES WITH A RECOMBINATION-RESISTANT GENOME》在美国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也并不难理解。
巴里克等人(Kristopher M. Curtis, Chapel Hill, NC (US); Boyd Yount, Hillsborough, NC (US); Ralph S. Baric, Haw River, NC (US))早在2002年10月31日就提交了名为《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生产重组冠状病毒的方法)(US007279327B2)的专利，也就是说，美国德特里克堡至少在此时，已掌握冠状病毒的改造和基因重组技术，具备在需要的时候生产具有不同功能和传播能力的、具有新特征的冠状病毒的能力。
《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生产重组冠状病毒的方法)(US007279327B2)2014年12月1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 (NAS) 和医学研究所 (IOM) 召开了为期2天的关于功能增强研究的潜在风险和利益的研讨会。该研讨会旨在探讨应该继续或停止哪些类型的功能增强研究。
在研讨会上，拉尔夫·巴里克谈到GoF对SARS-CoV和MERS-CoV的研究与流感研究不同，理由是还没有完成MERS或SARS在小动物模型上的传播性测定，若暂停研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巴里克呼吁取消针对MERS小动物模型开发的GoF研究限制。
事实上，在研讨会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就取消了针对MERS-Cov小动物模型开发的GoF研究的“暂停”。
2015年，巴里克在纳特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种传播性类SARS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的可能性)的论文，文中提到由于新型SARS样病毒WIV1-CoV与人类受体ACE2(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结合的 14 个残基存在重要差异，其中包括对宿主范围至关重要的五个残基：Y442、L472、N479、T487 和 Y491。
因此巴里克等在实验中利用反向遗传学系统，依托Crispr基因编辑工具，在WIV1-CoV 中嵌合了一段人畜共患CoV突刺蛋白——RsSHC014-CoV序列，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SHC014-MA15，再将病毒感染植入了人上皮气道细胞系 Calu-3 2B4的小鼠，实验证明人类气道上皮 (HAE) 培养物被感染并显示出病毒强大的扩散能力。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Ralph S Baric同时，巴里克等人为该技术专门申请了名为《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CHIMERIC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S》(嵌合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方法和组合物)(US9884895)的专利，涉及到嵌合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方法和组合物。
2015年《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CHIMERIC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S》(嵌合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方法和组合物)(US9884895)美国独立调查媒体“专业公众”网站报道，很多科学家反对该论文，认为研究结果风险不可控。
专业公众网报道科学家反对该论文按说在这样美国学术界颇有争议的氛围下，实验室应该武装的“密不透风”，可是我们不应忽略一件事，那就是资本世界是讲成本的。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年年报提供的公开信息，巴里克的实验室在2012年至2018年间发生的实验室泄漏事故总数多达140起。
2012年-2018年巴里克位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室泄露事件统计另据美国独立调查媒体“专业公众”网站2020年8月的报道，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巴里克实验室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报告了28起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
巴里克实验室向NIH报告的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更值得关注的是，据环球时报报道，2020年9月，巴里克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这是巴里克接受采访的视频网址：https://youtu.be/-kt9pVYgqkI?t=103
从视频的5分10秒到5分30秒是巴里克对“改造病毒不留痕迹”予以承认。
渤瀚特意翻译了一下，中英文对照版如下。
记者：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leave this signature you can artificially construct a viru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 natural one, right?
-但是如果你不想留下这个痕迹，你可以人为地构建一种与自然病毒无法区分的病毒，对吗？
（前文用signature代指基因编辑留下来的痕迹）
巴里克：
-It is correct. You can do it. And without leaving a signature, yes. Using any about…uh, three or four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crown viruses that were developed by different researchers, You can leave no trace that it was made in the laboratory.
-没错，这完全可以做到，并且是在不留下痕迹的情况下。对于由不同研究人员开发的冠状病毒，你使用……呃…三四种不同的方法，都可以不留下实验室制造的痕迹。
从公开信息来看，自2002年巴里克申请的《生产重组冠状病毒的方法》专利算起，至今已将近20年。
民用属性我们姑且相信是巴里克等宣扬的探索冠状病毒未来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潜在风险，那么军用属性呢？美国军方不公开的、更为高级的冠状病毒合成技术只会更多。
通过基因工程的技术溯源，我们发现，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是唯一的拥有作案能力的机构。
更加有说服力的是，美国这些试验机构，竟然还是屡次制造致命病毒和细菌，并泄露出去危害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惯犯。
大家是否还记得欧美娱乐圈中的老牌歌后艾薇儿，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是什么时间？印象中好像如日中天的艾薇儿突然就消失了一段时间。
2020年，艾薇儿在7年沉寂之后向媒体袒露自己患上了莱姆病，她对媒体说：
“2013年12月我患上了莱姆病，我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呼吸，5个月卧床不起，一度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不能吃饭，甚至一周没办法淋浴，生活陷入崩溃。”
北京时间2020年1月8日，加拿大当红歌手贾斯汀·比伯通过Instagram表示，自己身患“莱姆病”，饱受煎熬。
那么莱姆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莱姆病是一种传染病，是一种由伯氏疏螺旋体属生物引起的细菌性传染病，人畜共患，并会通过蜱虫叮咬甚至是钻进皮肤传染给人类。
最常见的症状是皮肤会出现不会痒也不会痛的红斑，称为游走性红斑，通常发生于被叮咬后一周。其他常见症状包含发烧、头痛，和疲倦。如果未治疗，可能会演变为脸部单侧或双侧麻痹、关节炎、严重头痛合并颈部僵硬、心悸等等。
感染后一个月至数年间，关节痛和肿胀的症状可能一再复发。有时患者四肢会发麻或有刺痛感。大约10至20%的人即使经过妥善治疗仍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有关节痛、记忆障碍，以及精神不济的症状。
莱姆病是蜱虫在北半球散布最广的疾病。首次被发现也是1975年的美国康乃狄克州的旧莱姆镇。
当时老莱姆镇成为一种奇怪的蜱传疾病的中心，儿童开始出现不寻常的皮疹、慢性疲劳和膝盖肿胀，医学上也查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直至1981 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莱姆病。据统计，美国近年来每年感染莱姆病的人有40万之多。
上世纪90年代后，莱姆病在美国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4年2月17日，美国最有名的出版商———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推出的一本新书如同在美国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这本名为《257实验室：美国政府的秘密和致命病毒研究设施的恐怖故事》的新书披露了一个令美国民众异常震惊的秘密：
纽约普拉姆岛的“动物疾病中心”其实是美国陆军的生化战绝密实验室，莱姆病就源于该中心！
新书的作者米切尔C·卡罗尔是纽约曼哈顿一家公司的律师，他在书中写到：
“这家曾经被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实验室’。普拉姆岛悄悄地隐身在美国最昂贵的地段内，栖身在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边，收藏有地球上最危险的多种病毒，而它的安全保卫设施还不抵美国普通中学的生物实验室！”
卡罗尔通过对科学家、工作人员、记者和当地民众数千小时的采访，通过翻阅成千上万份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和文件，发现这个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代号为257、对外公开身份是‘农业部动物疾病中心’的实验室其实是一枚埋在纽约人身边，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生化炸弹！
普拉姆岛紧挨着纽约最繁华的长岛，距离康涅狄格海岸仅16公里。二战结束的时候，农业部从战争部手里买下了这块地皮，报请美国国会称农业部准备在此建一个“动物疾病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动物疾病与预防措施的研究。美国国会很快批准了农业部的申请。
令卡罗尔感到最为震惊的是，“动物疾病中心”的开山鼻祖居然是一批前纳粹生化战专家。
二战结束后，美国把大批前纳粹科学家掳回，从而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过，最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政府还单独实施一项代号为“雪峰”的搜寻前纳粹生化战科学家的绝密计划。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在生化武器研究领域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决意要把纳粹德国所有的生化战科学家都召到自己的旗下。
为此，美军情报部门自进入德国领土那刻起就不停地侦察前纳粹生化战科学家们的下落，然后说服他们连同家人秘密前往美国。
抵达美国后，美国“雪峰”计划的负责人很快给他们换上了新的身份，并且加盟农业部，从而成为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的创始人。
1979年受雇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前雇员律师约翰·洛夫斯特，在调查过程中开启了尘封35年的秘密卷宗，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洛夫斯特在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中写道：
【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曾经利用蜱试验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虫。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书中提到，截止1990年，长岛东端都保持着莱姆病的最高发病率：
【在美国地图上圈出莱姆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你就可以找到病源点。把画的圈再缩小一点，知道它变成一个点为止。此时，你可以看出，他就是普拉姆岛。岛屿及周边地区是美国境内莱姆病感染率、发病率最高的。】
为此我们也专门去查阅了相关的数据，然而美国疾控中心（CDC）公布的莱姆病病例统计最早仅为2001年，通过2001年和2019年的病例统计比对，与书中描述情况完全符合。
2019年和2001年相比，莱姆病发病地区在扩大，病例数在增加；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查阅的过程中，还发现许多科学家们一直在替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辩护，比如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麻省总医院风湿病转化研究主任——艾伦·斯蒂尔(Allen Steere)，在2004年4月份发表的论文《The emergence of Lyme disease》(莱姆病的出现)中提到：
“在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长岛蜱和小鼠博物馆标本中通过 PCR 鉴定了伯氏疏螺旋体 DNA，并且这种感染可能已经在北美存在了数千年 ”。
这里的问题在于，导致莱姆病的伯氏疏螺旋体本身就已经发现有各种DNA变种，每种变种的症状又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会导致关节炎，有的损害大脑和神经，有的只是导致皮肤过敏。这些在早期动物标本中发现的DNA，是否与莱姆病细菌DNA完全一致，并且能够使人致病？
毫无疑问，在70年代，没有人能够凭空制造出一种细菌。人们所怀疑的，正是美国军事实验室利用蜱虫做各种实验，从而在实验室中诱导了新型细菌的产生。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够感染人的莱姆病细菌，是否因为实验室改造才产生的？如果能够大规模感染人的这种细菌，一直就在自然界中存在，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导致莱姆病？
《257实验室》披露，前普拉姆岛协会的官员托马斯·唐尼(Thomas Downey)曾主持过一次调查，显示了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部一份1978年名为“非洲猪瘟”的文件的注释部分提到，在1975年到1976年间，也就是老莱姆镇爆发怪病的时候，当时在岛上对猪进行病毒实验使用了两种蜱虫——独星蜱和卡宴蜱，其中独星蜱产于德克萨斯州，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遥远的南部州昆虫会大量出现在东海岸的老莱姆镇。
同时，普拉姆岛的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博士，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一口否认他们制造了莱姆病，但被问及普拉姆岛上是否进行过蜱虫实验时，却答到：
“我们确实用蜱做过试验，但是我们有严格的控制，它们都装在特定的容器中。而且我们喂养这些蜱，在它们身上注入病毒就是为了试验它们能够繁衍多少代，直到由于病毒的侵袭而绝种。最近，我们才重建了蜱虫培养区。”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距离老莱姆镇16公立远的岛上实行相当严格的安全措施，游到岛上的鹿都会被射杀，甚至工作人员的宠物狗也会遭到安乐死的命运。但到了1975年，岛上的安全措施减少了。
卡莱尔在《257》书中写到：
“美国政府的绝密档案还准确记载着，在莱姆关节炎大规模暴发两三年之后，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实验室主楼的房顶居然有多处四分之三英寸的裂缝，空调系统也有外漏现象，而按要求，整个实验室是不容许有丝毫裂缝的，因为这意味着实验室的病毒极可能会外泄。”
卡罗尔的新著引起了美国政要对普拉姆岛安全的严重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声似乎被压了下去，直到2019年7月斯坦福医学院的科普作家克里斯·纽比出版的《被咬：莱姆病和生物武器的秘密历史》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书中引用了莱姆病发现人、瑞士科学家威利·伯格多费的言论称，莱姆病来自于出错的军事实验。
这位威利·伯格多费，正是莱姆病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的发现者，可以说，是莱姆病研究的最权威的科学家了。
英国《卫报》2019年7月16日报道称，伯格多费曾担任美军的生物武器研究员，他曾表示，自己的任务是繁殖跳蚤、蜱虫、蚊子及其他吸血昆虫，让他们染上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
克里斯·纽比研究的病例追溯到 2002 年玛莎葡萄园岛附近的一次蜱虫叮咬，后被诊断出患有莱姆病。然后，她花费了三年多时间拍摄了一部莱姆疫情和莱姆患者的困境，以及医疗环境的纪录片。
随后，一位制片人向她发来了一段决定命运的视频，这段视频中莱姆病的发现者——威利·伯格多费 (Willy Burgdorfer)在镜头前称：
“莱姆病可能直接关系到一个秘密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他在冷战期间为美国政府工作的一个项目。”
在对伯格多费的四次采访中，纽比说他向她（并分别向独立电影制片人 Tim Grey）坦白，他花了 20 年时间为美国政府工作，将蜱虫和其他昆虫武器化，显然是为了让美国保持在与苏联在生物战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
纽比还在伯格多费关于早期莱姆病患者血液检测的实验室笔记中，发现了伯格多费从未在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正式报告或他发表的科学文献中包含的发现——即最早莱姆病病例的血液样本包含其他危险病原体，记录中还包括研究人员喂养“用于传播杀伤人员生物武器”的蜱剂。
这些信息引起了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莱姆病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的注意。
史密斯议员认为尼克松总统于 1969 年实施了生物武器禁令，但此类制剂侵害的研究可能仍在继续。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19年7月16日报道显示，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批准了一项针对2020年美国国防预算案的修正案，指示国防部检察长审查美国是否“在1950年至1975年间将蜱虫和其他昆虫实验用作生物武器”。
既然美国国会众议院2019年7月能够通过这项决议，这说明国会大部分议员认为莱姆病可能起源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
当然，美国军方一定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这种调查。
2020年的国防预算按说当年已经花完，至于调查结果？美国国防部至今未披露调查进展，是否意味着有些东西需要被隐藏？
既然美国国会众议院都怀疑美军生物实验室制造并泄露病毒，形成了莱姆病。今天，这种传染病已经广泛流传到中国绝大部分省市。建议中国外交部和国际社会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国际社会组成联合调查团，调查涉及纽约普拉姆岛生物实验室的一切信息和档案资料，为美国及全世界广大人民讨回公道，因为这个岛制造并泄露的，不仅仅是莱姆病。
除了莱姆病，还有众所周知的炭疽袭击事件。
2001年9月18开始，也就是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以及多家主流媒体，收到了带有炭疽细菌的信件，造成多人感染。信上面写着类似这样的话：
【09-11-01（01年9月11日）
YOU CAN NOT STOP US.（你们不能阻止我们）
WE HAVE THIS ANTHRAX.（我们有炭疽病）
YOU DIE NOW.（你们现在就得死）
ARE YOU AFRAID?（你们害怕吗？）
DEATH TO AMERICA.（美国该死）
DEATH TO ISRAEL.（以色列该死）
ALLAH IS GREAT.（真主至上）】
这件事情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因为炭疽是已知的最致命的细菌之一，每一克的炭疽杆菌粉末中，含有超过1万亿个炭疽芽孢。它可以作为微小的孢子在静止状态下维持数十年。一旦吸入，孢子就会滞留在肺部，在那里它们会迅速产生释放毒素的细菌。
这些毒素起初只会引起流感一样的症状，但最终会造成肺部肿胀、组织破坏和出血，迅速发展为呼吸困难，致死率接近100%。
如果在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的上风处，沿着一条2公里长的线路喷洒112磅炭疽芽孢，最终可致使12.5万人染病，9.5万人死亡。
当然了，牲畜和野生动物也无法幸免。
炭疽所向，一片死寂。
白宫官员立即对FBI局长罗伯特·穆勒施加压力，要他证实这是基地组织的第二波攻击。
但问题是，FBI从早期就已经知道袭击使用的炭疽是武器化的，它们的制造需要复杂的仪器，不太可能会是在“山洞”里生产的。
最先给出“调查结果”的，不是FBI，而是美国媒体。2001年10月2日，一名叫做朱迪思·米勒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是普利策新闻奖的得主在自己的新书《细菌：生物武器与美国的秘密战争》中提到，伊拉克可能是凶手，不得不说这个人赶热点很快，从炭疽袭击开始到她发布新书只用了两周，比我们做个视频还快。
紧接着，在佛罗里达州和纽约调查炭疽爆发的美国调查人员似乎证实了这个结论。
10月17日，《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基地组织准备了信件，使用的炭疽来自伊拉克。
数日后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在电视中怀疑炭疽来自伊拉克。一个星期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作了一系列报道说三或四个样本含有膨润土添加剂，说明它们来自伊拉克。
一时间，美国上下人心惶惶。据当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65%的美国人对炭疽热表示关注，50%的人担心自己、家人、朋友也可能收到有炭疽病菌的邮件。
一位受访者说，不仅打开邮件要小心，出了家门也不敢放松。
许多美国人见了邮件就害怕，紧张颤抖，不敢打开。
为此，医学上还多了个新名词：炭疽恐惧症。
伊拉克相关的“有罪推定”报道不断发酵，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警告伊拉克，如果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吓其他国家，那伊拉克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时间到了2002年6月12日布什总统签署《2002 年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应对法案》时提到：
【生物武器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秋天的炭疽袭击对美国的许多人来说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悲剧，生物恐怖主义是对我们国家的真正威胁。这对每个热爱自由的国家都是一种威胁。恐怖组织寻求生物武器；我们知道一些流氓国家已经拥有它们……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对我们国家的真正威胁并为未来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2002年9月8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朱迪思·米勒与纽约时报的同事，迈克尔·戈登联合在纽约时报搞了一个大新闻，说萨达姆正在研制核武器。
也就是伊拉克，萨达姆在美国fake news那边被打造成了一个实施过生物武器袭击，并且正在研制核武器的疯子的形象。在这种强行舆论洗脑的操作下，美国民众肯定会想：我们不主动出击难道要等着萨达姆用原子弹炸我们吗？
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政府打响了伊拉克战争。
顺便说一下，当年朱迪思·米勒的这位密切合作者兼同事迈克尔·戈登，今天已经青出于蓝了，2021年5月和6月，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多篇报道，造谣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事实上，早在2002年，小布什政府知道，萨达姆和伊拉克既没有生物武器，也没有核武器——
否则他们就不会打伊拉克了。
早在2002年5月9日《新科学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已经披露：
【“2001年通过美国邮政发送的炭疽的DNA被分析过，证实了细菌来源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了使用代码的菌株与攻击菌株的比较。攻击菌株与这两个比较菌株看上去一样，它很可能来自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随后几年，经过数十万调查人员的持续追踪调查，在2010年2月1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美国邮政检查局正式结束对炭疽邮件的调查，最终的结论是一位叫做布鲁斯·艾文斯的在德特里克堡工作了18年的高级生物防御专家独狼作案，自己制作并邮寄的炭疽信件。
而这位布鲁斯·艾文斯在被控犯罪前几个小时服用了过量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常见的止痛药扑热息痛，死于自杀。
一个牵扯巨大案情的嫌疑人在被审讯之前非常懂事地自杀了，我们都明白，就是这个剧情有有点落入了俗套我们不是很满意。
那从现在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个炭疽袭击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炭疽来自于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实验室，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FBI也确认了这一点。
然后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艾文斯博士发动的独狼袭击呢？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几天查生物武器方面的资料看得我好几次想吐，一个人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工作十几年，导致他心理扭曲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独狼袭击如果成立的话，就意味着在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当中，随便一个高层的职员，都可能发动杀害全球上百万人的袭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系统。
但是介于小布什政府明知道炭疽来自德特里克堡还强行操作伊拉克战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军方或者deep state自我投毒，然后试图嫁祸给伊拉克，结果，在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里面居然有良心未泯的科学家反对这种操作，那没办法，只能让带头的布鲁斯·艾文斯把锅背一下了。
此外，美国政府还趁着这次炭疽袭击事件，大幅提升了生物武器方面的预算。
在2003年美国政府财政预算当中，拨款24亿美元用于所谓应对生物恐怖主义，其中提到：
“要提高我们对潜在生物恐怖主义病原体可能如何武器化、运输和传播的理解。”
何为无耻？莫过于此。
五、格鲁吉亚卢格实验室：美国危害全球人民的傀儡之一
美国在本土和全球设立了几百个生物武器实验室，但是由于缺乏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很长时间以来都处于黑匣子里。
但是，其中有一个实验室发生了意外，这就是格鲁吉亚的卢格实验室。
2008年，俄格战争后，格鲁吉亚国内一片反俄之声，照理说，美国和西方能够比较全面的控制格鲁吉亚才对。
可是，美国在格鲁吉亚作恶多端，其扶植的西化派实力诸如萨卡什维利等等并不得人心。
由于美国在格鲁吉亚实验室的罪恶行径实在罄竹难书，以至于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的私人顾问杰弗里·西弗尔曼等人都选择背叛美国，向国际社会揭露其罪行。这才使美国的生物武器实验室的黑幕被揭开冰山一角——
2018年9月，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主动向俄罗斯媒体爆料，位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卢格实验室可能进行过非法生物武器实验情况。
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他还一并爆料了众多文件。
他表示，披露出这些文件的原因是出于人道和正义。
正如他所说：
【这些可能是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
近年来，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去世了。
作为格鲁吉亚的公民，我在收到这样的文件后应该做些什么呢？】
专访网址：Deadly experiments: Georgian ex-minister claims US-funded facility may be bioweapons lab — RT World News
网址是他爆料的视频，在视频中，格奥尔加泽主要提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卢格实验室可能做过活人人体实验并导致一天内24人死亡。
第二件事是美军可能通过卢格实验室在格鲁吉亚进行了生物武器和生物战争实验。
1.卢格实验室24名志愿者死亡事件
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
在视频中，格奥尔加泽声称：
【我得到了十万多份关于实验室的文件。
初步分析显示，这是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以2015年12月为例，30名志愿者死亡，但是其中的24人在同一天死亡。最可疑的细节是，死因一栏上写着未知。
问题是，这些文件里没有名字。他们用数字代替。
但文件上显示了出生日期、性别和死亡日期。
因此，原则上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
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调查这些死亡背后的原因，是服药过量还是实验，或者别的什么我们不知道。
此外，在2016年4月份有30人死亡，8月份有13人死亡。
同样，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死于未知原因。】
而在他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中，我们截取到了爆料的文件。并在他专门为爆料而创立的网站“格鲁吉亚：昨天今天明天”中通过对比，找到了原件。
在这，我们可以看出，在2015年12月30日一天中，就有24名志愿者死亡，而在整个12月，有30名志愿者死亡。
在死亡原因的开头，都写着Unknown，也就是，未知原因，其余23名死者也是如此。
不过，我们在报告中发现，他们都被注射了“利巴韦林”和“索菲布韦”。
这两种药物，都是由美国制药公司吉列德制造的，在2021年6月30日前，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一直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利巴韦林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是个抗病毒药物，小时候病毒感冒，我们经常会喝利巴韦林冲剂，白色粉末，一冲水就能喝，味道甜甜的。
索菲布韦可能大家较为陌生，这是一款丙肝治疗特效药，在国际上被誉为“神药”，曾经有个较为夸张的传闻说“索菲布韦消灭了丙肝，以至于吉列德公司没药卖”，因此，一直以来，这都是一款患者公认的良心药，但是，就这么一款良心药，却导致了24人在同一天遇难。
那么，问题出在哪？
为此，我们特地查询了关于利巴韦林和索菲布韦两种药品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概率。
资料来源：《索菲布韦、雷迪帕韦联合或者不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基因１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安全性及疗效的Meta分析》 - 昆明医科大学根据数据，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出，两种药物的副作用发生概率总和为7.6％。
严重副作用方面，根据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统计，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的病人为全体不良反应病人中的0.3%~5.0%，这里取平均值2.6％。
而严重副作用致死概率，目前来说，我查遍了中外文献，尚未发现索菲布韦临床治疗中因不良反应的死亡案例报告。
在知网查询中，也只发现了3例利巴韦林严重过敏导致过敏性休克致死案例，而且案例样本还是药物不良反应相对严重的儿童。
这是2016年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办公室主任赵瑞玲女士发布在国际药学研究杂志的论文中列出的数据。
图源：《利巴韦林在儿科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评价》 - 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赵瑞玲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样本都是严重不良反应，一共264个案例，只有3例死亡，因此，可推出严重不良反应死亡率在1.13％，也在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统计的“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后死亡患者”0.24%~2.9%的合理区间内。
据统计，格利吉亚2013年的人口为448万人，也就是说，格鲁吉亚全国能对药物有副作用的人，理论上在34万，而能够发生严重副作用的，理论上不超过11648人。
同时，按照格鲁吉亚的样本容量进行推算，就算是全国人民全部用药做实验，死者最多只有116人。
而志愿者属于孤例，按照统计学方法计算，一天同时找到这24个能够严重过敏的人，并给他们注射药物致死的概率，小于0.00000001％，也就是不足1亿分之一。
也许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概念，那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类比一下。
根据天体运行规律，彗星撞击地球，造成全球生物毁灭的平均次数是每2.4万年6次。
每年的发生概率大约是4000万分之一，是实验室死亡发生概率的2.5倍。
也就是说，今年人类毁灭2.5次，才能和卢格实验室一天死24名志愿者的概率相当。
那么，会不会是剂量问题呢？
索菲布韦400mg，这是丙肝患者正常的一日标准药量，不存在问题。
利巴韦林200mg，一般来说，一瓶250ml的利巴韦林注射液含有的利巴韦林大约在250-500mg之间，这个剂量完全处于临床医学的安全范围，甚至还略小于建议用量。
因此，剂量没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志愿者的死因不是被注射了索菲布韦和利巴韦林——
卢格实验室给出的文件，造假了。
所以，真相是什么？
其实，早在格奥尔加泽爆料之前，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的顾问杰弗里·西弗尔曼于2013年对美国在格鲁吉亚进行的生物武器实验进行过揭露。
西弗尔曼曾服役于美国陆军，在任职总统顾问前，曾在美军化学武器仓库、美国陆军仓库、肯塔基州里士满布鲁格拉斯陆军仓库工作，并接受过化学武器和生物战方面的专业训练，是一位生化武器专家。
在2013年9月2日，一篇由西弗尔曼撰写，名为《中情局的生化武器噩梦大揭秘（CIA Bio-Chem Nightmare Exposed）》的文章中就提到，早在2004年，西弗尔曼就从美国国防承包商那里了解过格鲁吉亚的生物储存设施国家项目：
【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打算释放细菌，让它们在格鲁吉亚农村地区的牛群中进化，因为他们想研究新的，比如炭疽热一类的传染性菌株。
卢格实验室对外声称正在开展的动物和人类疾病的"科学研究"仅仅是开发新的生物菌株、病毒和细菌的防御性研究。
美国在未征得格鲁吉亚人同意的情况下，在格鲁吉亚人身上和农田上进行测试。
尽管格鲁吉亚人是否被用于险恶的生物项目难以证明，但即使是美国，多年来也对其本国人口进行了试验，它可以在格鲁吉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他们作为疫苗实地试验的一部分。】
此外，他还在2017年11月接受过VT的专访。
专访视频中提到，美国海军和格鲁吉亚的安全部门一起运营了一个非法设施，测试猪流感、麻疹、兔瘟和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毒株，杀死了许多人，但他们使用私人安保部队掩盖了这一点。
尽管他多年前的爆料并没有相关文件的佐证，不过在格奥尔加泽爆料后，披露的文件和西弗尔曼证词已经可以互相印证。
按照这种说法，24人在同一天死亡就说得通了。
不过，我们又发现，美联社在报道中对这种说法予以否认，驳斥其为谣言，他们声称：
【这些说法是俄罗斯对西方的富有想象力和虚假造谣运动的发明，是明显试图转移人们对俄罗斯在许多方面的不良行为的注意力。该实验室是一个联合公共卫生设施，由格鲁吉亚国家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中心拥有并运营，美国没有运营和管辖权。】
那么，美国说的是真的吗？
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进行资料挖掘。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一份截取自美国国防部网站的合同，代号为HSHQDC07C00020。
来源：美国国防部官网在这个合同里，提到了一个Battelle公司，这是美国国防部高生物实验的一个外包商，而美国国防部给了Battelle公司3.425亿美元，其中，这笔款项的一半（1.611 亿美元）就是根据格鲁吉亚合同分配给卢格中心的。
按理来说，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是不会白撒钱的，所以根据常理推断，这一定有问题。于是渤瀚继续向下挖掘，终于在格奥尔加泽的爆料中发现了另一张文件。
文件指出，这个格鲁吉亚实验室的最高机密部分，即实验室P3部分，只有美国人能进。
这份文件，证明了美国人说“自己没有运营权”是在说谎。
而更有趣的，还在后面。
这是美国-格鲁吉亚协议。
这份协议赋予在格鲁吉亚从事五角大楼计划的美国军事和文职人员外交身份。
而根据2002年《美国-格鲁吉亚国防合作协定》，他们有了外交身份等于有了外交豁免权。
也就是说，这块地和做研究的美国人，格鲁吉亚管不了，属于“美国租界”。
因此，美国说自己“没有管辖权”，也是谎言。
而在寻找中，我们还发现了格鲁吉亚科学机构完全依赖美国的文件，美国人不仅支付卢格研究中心的研究费用，而且还支付水电费、安保费和清洁费。
管的这么全，干脆给卢格中心的格鲁吉亚研究员一人发一个对象得了！
说到底，这是个由内到外都有美国控制的实验室，其辟谣谎话连篇，在无数文件堆成的如山铁证面前，只能凸显出其虚伪残暴的帝国主义本质。
因此，格鲁吉亚实验室集体死亡事件，其幕后黑手，就是美国。
2.美国在格鲁吉亚的生物战实验
而在第二件事上，格奥尔加泽在专访中谈到：
另一个可疑的细节是，有些专利在（生物实验室）网站上是公开的，你不必侵入他们的系统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的医生对一些与生物战相关的专利感兴趣。这些都是注册在册的美国专家。所以当你看到卢格实验室的医生对什么感兴趣时，你就会忍不住疑心大作。
比如，有一项无人驾驶飞行器释放有毒蚊子的专利。
专利注释说：
The present invention is capable of delivering lethal and non-lethal toxins, including any agent that can be carried and transmitted by a mosquito.
即“本发明能够输送致命性和非致命性毒素，包括可由蚊子携带和传播的任何毒剂。”
那么，卢格实验室的医生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呢？
带着问题，我们继续查阅文件，终于，在爆料中，我们发现了这两份研究。
人畜共患病毒（炭疽）资助项目
这份文件揭示了美国国防部资助卢格实验室，旨在开发诊断流体病毒感染（与天花、炭疽相关的疾病）的方法的研究的细节。
项目1059：格鲁吉亚发烧和皮肤损伤人畜共患感染
持续时间： 2015-31/10/2018 （延长至2020年）
资金： $702，343
刚果出血热资助项目
项目1439：格鲁吉亚分子病毒学研究
刚果出血热和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热患者的血清学检查：
啮齿动物和昆虫的传播（老鼠、虱子、跳蚤）;
持续时间：16/08/2017-15/08/2021
资金：$612，614
这些研究制成的生物制剂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能够被气溶胶化并用作生物武器。
随后，我们在格奥尔加泽的爆料网站发现了更多的关于格鲁吉亚实验室的项目资料。
这些文件包括内部备忘录、官方信件和有关美国政府在卢格中心项目、资金和对外商务的详细信息。
而在这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项目。
项目1742：西亚蝙蝠传播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
持续时间：24/10/2018-23 /10/2019
资金：71 500美元
2017年，美国国防威胁减少局（DTRA）启动了一个耗资650万美元的西亚蝙蝠和冠状病毒研究项目，卢格中心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室之一，该计划的持续时间为5年，由NGO生态健康联盟实施。
该计划为期5年，目标是：
1.在5年（2017-2022年）内捕获5000只蝙蝠作为样本。
2.在格鲁吉亚和约旦实验室中，使用PCR采集20000个样本（即口腔、直肠拭子和/或粪便和血液），并使用相同的PCR筛查冠状病毒。
根据项目介绍，美方已经在三个西亚国家对9种蝙蝠中的270只进行了抽样：
包括土耳其（2018年8月）、格鲁吉亚（2018年9月）和约旦（2018年10月）的90只蝙蝠。
此外，我们还在推特上发现了卢格中心的科学家在2018年为冠状病毒研究对蝙蝠进行采样的视频证据，这是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拍摄后传到推特的，视频已经被渤瀚录屏，传到了我的知乎“李渤瀚”上。
所以，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声称“致力于防御生物武器研究”的实验室，一直在搞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研究，甚至还想用无人机投放病毒，其所作所为，是赤裸裸的生物战实验行为。
很明显，这早已超出了“防御”限度。
因此，这也印证了西弗尔曼和格奥尔加泽二人的爆料——
卢格实验室，一直都在美国授意下进行非法生物武器研究。
然而最令人惋惜的是，格鲁吉亚许多爱国志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丧权辱国的格鲁吉亚政府出卖，成了不幸的“豚鼠”，被美国操控着做了活体实验，不幸遇害。
生物武器的快速发展和战场投放给人类和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于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开始就禁止生物武器进行谈判。
最终联合国于1975年3月正式宣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
然而，丧心病狂的美国从来没有放弃生物武器的研发，甚至一度主动用自己的军人和人民来实验、观察和研究生物武器的效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披露，在1955年至1975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总共有约7000名美军士兵在埃奇伍德兵工厂或德特里克堡接受过化学试验。在五角大楼在臭名昭著的“112项目”即“生化战影响试验”中，数万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军士兵暴露在生化武器下。数十年来，五角大楼一直否认存在“112项目”。
直到2000年，国防部才终于承认让自己的军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试验。
2002年1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一份文件披露，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进行生物和化学武器试验。
其中包括1963年3月在巴拿马运河区进行炭疽病菌试验，1966年在夏威夷进行的化学武器试验以及1967年在夏威夷热带森林保护地释放沙林神经毒气试验等5起活动。
美国国防部说，参与这些试验的人数为7100多人，其中海上参与者为5000多人，在陆地上有2100多人。
政府机密研究专家史蒂芬.阿弗特古德表示，有一个道德问题却无法回避——
国家怎么能让不知情的士兵参加生化试验任务？
美国受害士兵向国防部提出了诉讼和赔偿要求，并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根据一份档案编号为《Case No. CV-09-0037-CW, U.S.D.C. (N.D. Cal. 2009)》的中央情报局文件显示，2009年1月7日，Morrison & Foerster代表在埃奇伍德军械库和其他绝密地点接受化学和生物武器测试的部队，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对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美国陆军提起诉讼，控告政府和军事机构在1950年至1975年间，于埃奇伍德阿森纳和德特里克堡等地点，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退伍军人以 MKULTRA 等代号测试神经毒气、精神化学物质和数以千计的其他有毒化学或生物物质政府和军事机构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毒素，在一系列可怕的精神控制实验中，在受试者的大脑中插入隔膜植入物，但出了差错，留下了许多具有永久性残疾。
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陆军否认这些实验，故意销毁记录其非法行为的证据和档案，并拒绝履行向实验的受害者提供医疗保健和赔偿。
2009年1月7日Morrison & Foerster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10年1月19日，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驳回了政府关于此案的主要论点，美国越战老兵政策和政府事务执行董事里克·魏德曼(Rick Weidman)表示：“在费雷斯之后，政府对退伍军人的损害赔偿诉讼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使用士兵比使用豚鼠更便宜。”并列举了退伍军人接触数千种以MKULTRA等代号命名的毒素，包括LSD、麦斯卡林和大麻等药物；有生物武器，如鼠疫和炭疽；还有有毒气体，如沙林毒气、塔崩毒气和神经毒气。
Morrison & Foerster 为接受化学生物武器测试的部队赢得了对抗美国政府的胜利2012年2月9日，Morrison & Foerster代表美国越南退伍军人组织和剑犁头组织，提交了一份超过1,000页的军方对退伍军人进行生物化学实验的等级认证申请。
文件提到，军方在美国国内外对军人测试了400多种不同的化学和生物物质，估计涉及 100,000名军人人员。测试的物质包括LSD、美斯卡林和大麻等药物，鼠疫、炭疽等生物制剂，以及沙林毒气、塔崩毒气和神经毒气等有毒气体。
并提出三方面诉求：
1、推翻《联邦侵权索赔法》——使政府免于服务人员提出的任何索赔承担责任。
2、被告告知受试者他们接受的物质、剂量、给药方法（如吸入、注射、脊椎注射、皮肤）和已知的健康影响。
3、为因参加试验而患病或有其他情况的退伍军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退伍军人化学、生物武器测试案例类认证文件最终，2013年11月20日，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克劳迪娅·威尔肯 (Claudia Wilken) 作出最终判决，即陆军“有责任警告服役人员有可能影响他们现在和未来生活幸福的信息”并责令陆军通知退伍军人关于生物或化学实验的性质、持续时间和可能的健康影响。陆军必须向法庭提供一份计划，以便在90天内将实验通知退伍军人。
Morrison & Foerster 获得强制令，强制军队向退伍军人披露化学实验的细节和健康影响2015 年7月1日，上诉法院小组确认美国陆军有责任告知受影响的退伍军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并对其进行治疗，该决定于 6 月 30 日发布，还要求陆军为这些退伍军人因参加测试计划而导致的任何“残疾、受伤或疾病”提供医疗服务。
上诉法院小组确认美国陆军有责任告知受影响的退伍军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并对其进行治疗
毫无疑问，这些被美国政府欺骗去做生物武器试验的军人，大部分可能是黑人和有色人种。非常明显，美国政府和军队高层，并没有丝毫尊重美国普通百姓和军人的生命权和人权。只要有个甩锅对象，或者为了纯粹的甩锅和攻击敌国，美国甚至不惜用研发出来的生物武器袭击自己的人民并嫁祸给目标国。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美国德堡的病毒，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被泄露出去了。
七、美国针对中俄的基因武器研究
除了对昆虫及其传播的病毒进行基因编辑外，美国五角大楼还打算对人类进行工程改造。
DARPA 哺乳动物基因组工程高级工具项目计划在人体内部创建一个生物平台，编辑优化遗传信息，从而在DNA上改变人类。
从2008年到2014年，美国在合成生物学研究方面投资了约8.2亿美元。
而这钱，主要来自国防部。
换句话说，很多都是伪装成外包的军事项目。
在这里面，就包括美国秘密军事顾问JASON小组进行的许多机密研究。
例如，五角大楼的新兴病毒和基因组编辑，以及国家反恐中心的合成病毒实验。
JASON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小组，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关国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它成立于1960年，其产出的大多数报告是保密的。
出于管理目的，JASON的项目由MITER Corporation经营，该公司还与国防部，CIA和FBI签订了合同，从2014年到现在，总额超过2740万美元。
尽管对JASON报告进行了保密，但美国空军的另一项名为“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病原体”的研究还是暴露了秘密的JASON小组研究的内容——
五组可以用作生物武器的基因工程病原体。
（报告人：美国空军，航空大学，麦克斯韦空军基地，乔尔·阿尔莫萨拉中校；批准码No.0704-0188）生物武器可以做到对宿主进行疾病设计，使其针对特定的种族群体，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作生物武器。
而除此之外，美国一直在对中国和俄罗斯人的基因进行研究，而基因武器旨在主要伤害特定种族或基因型的人。
那么，这个研究是为了什么？
尽管官方从未公开确认种族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
但是，文件显示，美国一直在从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那里收集生物材料。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已收集了来自郑州和成都等地的300名受试者的生物样本。
另一个联邦项目名为“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血清代谢生物标志物发现研究”，其中包括对从中国患者那里采集的349个血清样品的分析。
中国生物材料是根据一系列联邦项目收集的，包括唾液、癌症组织、血液样本。
其中，基因分型的DNA样品从淋巴瘤病例和对照（健康的患者），乳腺癌组织块从乳腺癌患者，50个家庭的唾液样品谁具有3个或更多的情况下UGI癌，基因型50 SNP对DNA样品从癌症北京医院，北京的3,000例胃癌和3,000例对照（健康患者）的基因型。
除了这些以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某些网站上宣传“一滴唾液就能寻祖”的广告，有位同志私信渤瀚，表示自己寄过样本之后，收到了许多来自美国，奇奇怪怪的邀请邮件。
众所周知，人和大猩猩的基因相似度99％，都是灵长类，但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那么同为人类的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差距，只是通过少量案例对比，是绝然无法总结出不同规律的。
按照前文所述的生物武器发展程度，在美国已经掌握了我们基因特征的基础下，是可以做到对我们进行“定点爆破”的，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此外，报告还显示，美国空军一直在专门收集我们北边邻居俄罗斯的RNA和滑膜组织样本。
经过前文的介绍与分析，渤瀚相信，同志们一定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此，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八、美帝国主义卑劣无耻的《爱国者法案》
众所周知，睡王给CIA的90天调查期限到了，前些日子，CIA刚刚发布了他们的新冠疫情溯源报告，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但在报告当中他们按惯例指责了中国不透明。但问题是，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上，显著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没有在进行任何的病毒增强实验，中国也没有生物武器计划。最离谱的是，美国绝口不提没有开放自己的病毒实验室。这叫什么？双标！而且，这还涉及到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国家在持续基于基因编辑技术，而且还会有意无意的泄露病毒以达到所谓的“研究”目的。此外，渤瀚还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事实——美国早就在法律层面为自己研究生物武器大开绿灯。
这是美国《爱国者法案》第817条，其内容翻译概要如下：额外的犯罪行为：任何人明知地拥有任何生物剂、毒素或递送系统，其种类或数量在该情况下因没有预防性、保护性或研究等合理理由的，应根据本标题处以罚款，监禁不超过10年，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本款中，术语“生物剂”和“毒素”不包括其自然产生的环境中的任何生物剂或毒素，如果该生物剂或毒素未经培养、收集或以其他方式从其自然来源中提取的。也就是说，巴里克等人绝对有正当理由去研究这些丧心病狂的生物制剂。
美国的这部《爱国者法案》仿佛在说：
“我不要脸是合法的，你不要拿道德约束我，更不能用法律制裁我”。
美帝国主义其面目丑恶如斯！令人作呕！
结语
这篇文章到这里差不都就要结束了，不过在截稿之前，渤瀚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渤瀚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是一直存在的——
国家利益，尤其是大国之间，其冲突无法避免。
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绝不能丧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对平民发动无差别攻击。
相信只要是个有良知的人，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卑劣的恐怖主义行为！
因为这是实打实地在对人权进行践踏！是反人类行为！嚣张的美帝国主义必将作茧自缚！
有朝一日，我们必须要把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曾经主导过灭绝人性的基因工程生物武器计划的人绳之以法，以“反人类罪”彻底消灭这群基因恐怖分子！
这不仅是对国家、为人民负责，更是对全人类当下与未来的健康幸福负责！
